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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與文明》是本“大部頭”。開篇第一句寫道，“我想要改變你觀察世界的方式，具體來說，就是那種通過將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世界地圖——那幅70%都被藍色所覆蓋，而陸地則顯得黯然失色的圖像——來觀察世界的方式。這種轉變強調了從陸地走向海洋的過程，其中產(chǎn)生的許多趨勢和模式?jīng)Q定了世界歷史的發(fā)展軌跡。”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卡倫·魏根說：“該書對全球史進行了全新的審視。借助關于船只、風帆、風向、海流、航海技術及海洋法的大量知識，作者向我們呈現(xiàn)了一部從吃水線視角觀察的生動的世界史。”確實，中譯本內容涵括古今中西，豐富而廣博，介紹了許多和海洋有關的技術和知識，并試圖在此基礎上，重構一部全球史。

就閱讀而言，此書帶給人的體驗頗佳，不僅獲得了平時不了解的“冷知識”，而且能讀到一些富有哲理的論斷。比如，“人類歷史的相當一部分與人類自身是否擁有出海口密切相關”，這無疑是一種洞見。又如，“不管是出于商業(yè)、戰(zhàn)爭、探險還是移民的目的，人類在技術和社會層面上對水上生活的不斷適應，一直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一種動力。然而，許多主流的歷史敘述不愿意承認這一點”。這也給人啟發(fā)，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曾長期與海洋愛恨糾纏的國度而言，認真思考作者這一判斷，其意義不僅在于看透歷史，更在于認識未來。

但是，我讀此書還有一點不滿足之處。作者似乎把筆墨過多地揮灑到了“技術”層面，而對“社會”層面分析太少，或許又因為這個緣故，關乎“文化”或“觀念”層面的內容就更少。實際上，從文明史的角度看，觀念中的“海洋”的重要性并不亞于現(xiàn)實中的“海洋”。尤其在技術手段不發(fā)達的古代，人們對海洋的認識甚至“想象”，有時候直接影響到他們面對海洋的行為，而技術顯然又是服從于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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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于中國的部分為例。書中對中國的造船技術作了詳細介紹，談到陳朝有5層甲板的“黃龍”戰(zhàn)船，隋煬帝由“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組成的浩浩蕩蕩的船隊，甚至提到了拉纖。然而，這些內容，更像一種“水上生活史”，如作者所言，“起源于內陸的中華民族并沒有以航海為導向，但是河流與運河的開發(fā)和利用促進了疆域擴張及國內穩(wěn)定”，這固然也讓人漲知識，但作為讀者，在“海洋與文明”的標題下，更希望看到的還是關于海洋的內容，或者，內陸水上生活的技術、制度與海洋之間的關系，然而本書沒有解答這些困惑。

書中提到了中國青銅器、敦煌壁畫中的船只形象，讀至此處，令人感嘆，如果作者從這里再延伸一步，對這些船只形象背后的觀念或文化內涵做一點發(fā)掘，該有多好。因為這樣的發(fā)掘，只有建立在對全球造船史特別是技術發(fā)展史的熟稔程度上，才有真實的意義，否則無非是以一種想象去塑造另一種想象罷了。而作者在這個領域具有廣博學識，顯然是很好的人選。

同樣，書中講到了甘英出使，并引用了那個讓他最終選擇從大海退縮的傳聞，“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shù)有死亡者。”作者的敘述止步于此。實際上，鐘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張緒山先生在《甘英西使大秦獲聞希臘神話傳說考》中都做過考證，這個讓甘英害怕的故事，并非講述者編造，其實就是希臘神話里海妖塞壬的故事，據(jù)說她用自己的歌喉使得過往的水手傾聽失神，船只就會觸礁沉沒。你看，事情就是這么奇妙，西方人關于海洋世界的想象，阻止了東方人向海洋邁進的步伐。如果作者沿著這些問題繼續(xù)開掘，或許能使本書更具“全球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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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因為船占據(jù)了論述中心，書中另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反而遭到遮蔽。比如，作者談到了東晉的法顯，以及這位佛家弟子的海上旅行見聞；作者還介紹了唐代的內陸航運體系，高句麗的征伐，佛教在日本的傳播，并以一節(jié)的篇幅敘述了日本僧人圓仁入唐“求法”的事跡，卻不知為什么，沒有提到鑒真東渡。按說，古代中國有數(shù)的幾次涉足海洋的記載中，鑒真應占有一席之地，之所以被忽略，大概作者認為鑒真東渡在技術層面特別是造船技術上乏善可陳吧。這雖然只是我的猜想，但從書中對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評價可窺得一二，作者說這本書“提供了對中國內河航運、東北亞海上貿(mào)易網(wǎng)絡以及唐朝官場的細致觀察。但遺憾的是，圓仁很少提及他所乘的船，僅僅提到了使團中的使節(jié)及隨行官員。”

然而，作為讀者，我比較遺憾的是，書中過多地提到了船，畢竟，海洋的價值與中心并不全在船上。

來源：科技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