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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研究院在20世紀70年代初進行的眾多機密研究項目中，有一個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下屬的技術服務局的支持。技術服務局的負責人是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他也許是有史以來該情報機關中最聲名狼藉的科學家。這一秘密項目的內容是測試各種形式的超心理學，例如人類是否有能力利用意念來描述甚至影響遠程對象。戈特利布對這項工作的前景深信不疑，有一天他還邀請了美國高級研究計劃局（ARPA）的主任斯蒂芬?盧卡西克（Stephen Lukasik）到他在中央情報局的辦公室來對其進行討論。

戈特利布是受過培訓的化學家。他既是一位不按常理出牌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相信自己的工作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無論是敵是友，都認為戈特利布先生是個天才，他力求為國家探索人類心智的尖端前沿，”1999年《紐約時報》在戈特利布的訃告上寫道，“同時他的一生也在探尋宗教和精神的意義。”然而最終，戈特利布最為后世所銘記的卻似乎是他對公共行為準則的恣意蔑視。

作為技術服務局的主管，戈特利布領導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支力量，曾試圖制造毒鋼筆和會爆炸的貝殼，以陰謀刺殺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但未能成功。他還投身于該機構最為人所不齒的項目之一：將麥角酸二乙基酰胺（LSD，一種麻醉藥）作為精神控制藥物來使用。在戈特利布的指示下，LSD被用在毫不知情的人類受試者身上進行測試，精神病人、妓女等，甚至還有一名后來自殺的軍事科學家都成為了不幸的犧牲者。這一項目在1975年被洛克菲勒委員會首次曝光，隨后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對此做了詳細披露。此后，戈特利布作為瘋子科學家的公共形象就基本坐實了。

盧卡西克拜訪戈特利布的那天（據盧卡西克回憶，那是1971年的一天），這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科學家精神狀態良好。戈特利布當時想要討論的話題是小兔子和核大戰末日。

在20世紀70年代初，蘇聯和美國深陷包括核潛艇在內的貓鼠大戰中。裝備有核導彈的潛水艇在深海中潛行時很難被發現，使它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武器。然而，當時并沒有向潛入深海的核潛艇下達發射導彈指令的好辦法，而潛艇定期浮上水面接收通信會很容易被發現并成為攻擊目標。

這正是戈特利布的新的動物項目登場的源頭。1970年，普倫蒂斯-霍爾出版社出版的暢銷書《鐵幕背后的超自然發現》（Psychic Discoverie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描述了蘇聯以及其他東歐集團國家對于各類超自然現象的狂熱。這本書的作者希拉?奧斯特蘭德（Sheila Ostrander）和琳恩?施羅德（Lynn  Schroeder）稱：“蘇聯研究超感官知覺（ESP，即特異功能）的主要動力據說來自蘇聯軍隊和蘇聯秘密警察。”這本書詳細介紹了冷戰鐵幕背后針對超自然現象的數十種調查，從試圖捕捉生命體“氣場”的克里安照相術到情緒的心靈感應都包括在內。蘇聯投資研究超心理學的想法迅速成為美國人從事同樣研究的正當理由，并被不斷強化。

根據《鐵幕背后的超自然發現》一書的描述，蘇聯當時正在測試的一個超心理理論涉及新生兒與母親之間的情緒聯系，這種聯系使母親甚至能夠在遙遠的距離外“感知”其子女的死亡。由于并不能真的殺死一名新生兒，研究人員轉而使用小兔子進行實驗。實驗聽上去就很恐怖：一只兔寶寶在兔媽媽看不見也聽不到的地方被殺死，與此同時，研究人員在另外一間實驗室中觀測兔媽媽的反應。

蘇聯聲稱該實驗有效，且可用于潛艇通信，但從未制定并公布實施方案。推測他們的做法是在潛艇中飼養一只兔媽媽，由一名潛艇兵負責觀察它是否表現出痛苦的跡象。這種想法并不是想讓一只處于過度激動狀態的兔媽媽來引發核交火，而是將該跡象作為“蘇聯核潛艇的提醒警報”，盧卡西克說。它可以作為讓潛艇上浮來接收更詳細信息（例如發射核導彈的命令）的信號。

這一設想的荒謬并未使戈特利布止步。美國中央情報局已經開始資助斯坦福研究院對超心理學進行“安靜、低調和保密的研究”。戈特利布希望美國高級研究計劃局來看看這項工作，有可能的話，再提供些支持。

雖然所謂的蘇聯實驗聽上去十分可疑，但反潛戰工作卻是高級研究計劃局當時正在研究的領域。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超心理學引發了公眾廣泛的興趣，甚至一些國會議員也對此產生了興趣。他們對高級研究計劃局這類機構施壓，要求支持對超心理學的研究。

“我認為這類研究完全是胡說八道。”盧卡西克承認。但他表示，高級研究計劃局至少可以做出有誠意的努力，看看其中是否有值得資助的項目。

被選派領導超心理學調查的科學家是常駐高級研究計劃局的反主流文化方面的專家——喬治?勞倫斯（George Lawrence）。當時39歲的勞倫斯在高級研究計劃局是個與眾不同的人物。即便是在20世紀60和70年代，該機構也跟五角大樓中的任何其他機構一樣保守。雖然這里是自由思想知識分子的天堂，但他們大部分都來自大學的自然科學科系、國防工業和軍隊。這里并非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溫床。

勞倫斯是一個異類。至少看上去他有點像波西米亞人，喜歡喇叭褲和寬領口T恤。他偏好對60年代末的思想思潮進行研究。在當時，有關身心相互作用和意識的研究將科學與唯心論結合在一起。勞倫斯還是少數（但人數不斷增多）對計算機著迷的心理學家。

他的首個主要項目始于1970年，是關于生物反饋的研究。這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研究領域，通過為研究對象提供來自傳感器的實時信息，來訓練其控制呼吸和心率等生理功能。該項目的設想是人在本質上可以用意念驅使自己實現不同的生理狀態。這一研究融合了生物學與東方哲學，并引發了其與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所推崇的LSD的比較。科學家認為生物反饋可以使陷入緊張狀態的人僅通過集中精神就能夠降低心率或血壓。

高級研究計劃局之所以對這一領域感興趣，是為了幫助戰斗中的軍隊。理論上，生物反饋可以使士兵的射擊更加精準，甚至能夠在被射傷之后通過控制心率來使出血速度放慢。研究人員假設，飛機受損時，如果飛行員能夠學會降低心率和血壓，就不會在執行應急操作步驟時驚慌失措。雖然幾乎沒有任何記錄在案的試驗，但勞倫斯認為進行生物反饋測試的時機已經成熟。

他的高級研究計劃局項目是對這一領域的首次系統性探索，將科學方法引進了這一由奇聞異事主宰的領域。但當勞倫斯希望研究人員前往越南對生物反饋進行實地測試時，卻沒人愿意去。“有人給一位國會議員寫信，稱我試圖脅迫大學教授進入越南叢林。”他說，“我原本以為他們會像我一樣把那看成是一次有趣的探險。”

最終是否成行很可能不重要了。因為勞倫斯得出結論，對于生物反饋的更加野心勃勃的應用，例如士兵將心率降低至能夠止血的地步，很可能無法實現。勞倫斯寫道，至少不會有人用意念使心臟停止跳動并死亡。

雖然生物反饋項目算不上成功，但在高級研究計劃局內部，勞倫斯作為反主流文化理念的關鍵人物的地位卻得到了鞏固。因此，指派勞倫斯去視察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超心理學研究以確定高級研究計劃局是否應該提供資助并不完全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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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確定在高級研究計劃局啟動對超心理學的調查時，人們（甚至是勞倫斯本人）對于此事的認真程度。至少從表面上看，勞倫斯欣然接受了這一任命。他擺弄著采用克里安照相術拍出的相片，試圖發現這種方式能否真的捕捉到“氣場”；他參加了在蘇格蘭召開的一個超心理學會議，并周游全國，會見女巫、靈媒和其他超自然現象的相關人物。在這些人中他最喜歡女巫。

勞倫斯最著名的超自然力調查是1972年的斯坦福研究院之旅——這次訪問因偶然被媒體發現，最終引起了全美國的關注。在斯坦福研究院，物理學家羅素?塔爾格（Russell Targ）和哈爾?帕斯奧夫（Hal  Putho）正在利用戈特利布中央情報局辦公室的資助，調查超自然現象。

當時，這項工作主要集中在對以色列人尤里?蓋勒（Uri Geller）的能力進行測試上。他原先是個藝人，但之后成為通靈人士。蓋勒最為人所知的表演是用意念來使勺子彎曲。他還聲稱自己具有很多其他超自然能力，比如意念展現和“千里眼”，后者是指描述出遠方或視線之外物體的能力。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對“千里眼”能力尤為感興趣，因為理論上這將使偵察外國的基地和技術變得可行。

急于獲得主流認可的帕斯奧夫和塔爾格同意為勞倫斯進行一次非正式展示，但他們說勞倫斯不能觀察受控試驗。勞倫斯邀請了另外兩名科學家來一同觀看展示，他們分別是業余魔術師兼大學心理學家雷?海曼（Ray Hyman）和相信超自然預感（包括他自己的預感在內）的睡眠研究教授羅伯特?凡?戴?卡索（RobertVan de Castle）。凡?戴?卡索研究人們預測未來的能力，以及怎樣在做夢的時候接收思想，勞倫斯在大學時候就認識他。“他、海曼和我一起去了斯坦福研究院。蓋勒將在那里向我證明他的能力是真實的，而我則要為此投資一大筆錢。”勞倫斯說道。

海曼和凡?戴?卡索一起見了帕斯奧夫、塔爾格和蓋勒。勞倫斯頭天晚上喝得大醉，晚些時候才跌跌撞撞地進來，用凡?戴?卡索的話說，就是看上去一團糟。就這樣，當天登場的是一位宿醉的軍隊科學家、一位從業余魔術師轉行過來的心理學家、一位研究超自然夢境的教授、兩位看上去很容易輕信他人的物理學家，以及可能成為超自然超級武器的蓋勒。情況從此開始急轉直下。

蓋勒展示的第一個能力是讀心猜數。這位以色列演員用手夸張地蓋住雙眼，讓勞倫斯在一張紙上寫下一個數字。坐在旁邊的海曼后來回憶說，他可以清楚地看到蓋勒當時正在偷看勞倫斯的手部動作。

在另一個展示中，蓋勒想要展示他能夠“接收”別人想法的超自然能力。因此，他將凡?戴?卡索帶到旁邊一間單獨的房間中，讓凡?戴?卡索從一本雜志中選擇一張漫畫并把它手繪出來，因為雜志圖片比較難以被“接收”。兩張圖——原始雜志圖和手繪復制圖——都被放在單獨的信封中。凡?戴?卡索將裝著原始圖的信封放在胸前的口袋中，將裝著手繪圖的信封夾在腋下。蓋勒隨后讓凡?戴?卡索閉眼，再站到他正后方——兩個人貼得非常近，蓋勒都可以碰到他——準備接收他的想法。蓋勒很快就顯得胸有成竹：他已經畫好了圖像的簡筆摹本，但沒人能夠觀察到這一非凡技藝，因為房間里除蓋勒外只有凡?戴?卡索一個人，而他全程都閉著眼睛。

海曼感到迷惑不解：試驗的條件是怎樣的？為什么不能有人看著蓋勒畫圖？這些問題的答案頂多是在避實就虛。而其他展示的情況也是如此。蓋勒要么不能、要么不愿在受到密切監視的情況下進行表演，或者在他看似得到正確結果之后并不讓人進行過多可靠的檢查。“從那天我在實驗室遇到塔爾格和帕斯奧夫的情況來看，他們給我的感覺更像是笨手笨腳的白癡，而不是備受尊敬和有學問的物理學家。”海曼寫道。他認為蓋勒的表演全是受過訓練的魔術師的典型手法：待人如友、轉移注意力和進行迷惑。

如果說海曼對于蓋勒的特異功能只是懷疑的話，那么勞倫斯則是憤怒。在一個展示中，蓋勒使羅盤指針移動了5度。勞倫斯以為蓋勒重重剁了一下腳，于是他也照做了，卻讓指針移動了45度。很顯然，帕斯奧夫和塔爾格不會得到高級研究計劃局的資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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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蓋勒的展示未能打動勞倫斯，但讀取他人思想的想法卻激發了高級研究計劃局科學家的想象力。就在訪問斯坦福研究所的同一年，勞倫斯還啟動了一項完全不同的讀心術工程：不依靠超心理學，而是通過可測量的大腦信號來控制計算機。

在勞倫斯的設想中，由大腦驅動的計算機采用被他稱為“生物控制通信”的技術，這是十分大膽的想法。這臺機器不僅能夠通過鍵盤或控制桿來進行輸入，還能夠通過監測大腦活動的傳感器直接與人的想法互動。

高級研究計劃局的生物控制論項目為探索大腦信號的一些研究人員提供了資助，比如提出了“腦機接口”一詞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研究員雅克?維達爾（Jacques Vidal）。他在1973年的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中寫道：“這些可被觀測到的腦電信號能否作為人機通信的信息載體，或是用于控制假肢或宇宙飛船這類外部裝置？”在幾年內，維達爾的研究就得到了有前景的成果：在一項實驗中，測試對象僅僅通過思考，就能夠使電子目標對象走出計算機屏幕上的迷宮。

根據時任伊利諾伊大學教授埃曼紐爾?唐欽（Emanuel  Donchin）的描述，那段時期是一段不可思議的歲月。唐欽曾受勞倫斯資助，研究探測和解析腦信號。高級研究計劃局并不是唯一支持這類工作的機構，但卻是最重要的機構。

從另一方面來說，像生物控制論之類的高級研究計劃局項目經常會對其在軍事方面的應用前景過于樂觀。“比如，很快，一臺監測飛行員腦電活動的計算機……就不僅能夠使飛行員看到警報信號，還能夠保證飛行員理解信號的重要性，并做出恰當的回應。”一份早期的項目說明如是寫道。“這是我編的。”勞倫斯回憶起一些更加荒誕的應用前景時說道。生物控制論的挑戰在于，其幻想出的應用（例如大腦驅動的計算機和思維控制的飛機）與現實情況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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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的大腦驅動計算機在當時屬于邊緣科學，不過殺死小兔子來與潛艇通信或者資助以色列魔術師來遠程查看蘇聯基地也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初的高級研究計劃局是一個容忍甚至鼓勵探索這類稀奇古怪想法的地方，但與其他機構不同的是，高級研究計劃局需要真正優秀的科學研究。

在討論高級研究計劃局能否對超心理學進行資助的最后一次會議上，勞倫斯與盧卡西克與已經為這類研究提供資金支持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坐在一起。最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問勞倫斯：“勞倫斯博士，您對這一切是怎么看的？”

在那時，勞倫斯對于超自然現象的調查已經使他見識到了形形色色的神秘主義者和詐騙。“您完全是在浪費金錢。”他沮喪地爆發了，“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錢都沒有意義。”

接下來是一片死寂。盧卡西克趕緊換了一個話題。從此沒有人再請勞倫斯調查超心理學。高級研究計劃局從此也再沒有資助任何一個超自然項目。“我辛苦工作了這么久，跟那么多傻子和騙子打過交道，”勞倫斯后來回憶道，“在我看來所有這些無疑都是瞎扯。”

蓋勒的支持者相信，這位魔術師可以幫助美國找到蘇聯潛艇的位置，他們對勞倫斯的結論非常失望。當美國國家情報機關花費了數千萬美元研究超自然力一事被曝光時，許多情報機構都陷入尷尬的境地，而高級研究計劃局卻在勞倫斯的幫助下避開了這種尷尬。對于那些質疑高級研究計劃局對于超心理學的開放式調查到底對不對的人來說，事實是：勞倫斯愿意去會見女巫和靈媒，說明他有著開放的心態，也正是這種心態使得他展開了對大腦驅動計算機的探索。

情報機構對于超自然力的支持一直持續到1995年。雖然聲稱取得了成功的結果，但幾乎都沒有任何科學證據。另一方面，生物控制論卻蓬勃發展。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生物控制論僅僅是一個非常大膽的想法。那時讀取大腦信號的能力最多只能說是初具雛形。然而，到了2013年，生物控制論繁衍出了整個腦機接口產業，腦機接口被應用于各個領域，例如商業視頻游戲、車輛傳感器，以及作為“閉鎖”患者（無法與外界交流的患者）發出信息和控制外部儀器的工具。曾經需要等到數十年后才能實現的應用現在正在被制造出來，勞倫斯的早期設想正在成為現實。

對于超心理學，勞倫斯在幾年后曾經開玩笑說，也許他不應該那么快就提出批評，而是應該讓這出戲演得再久一點。“至少，”他說，“我可以見到更多的女巫。”

編者按：這篇文章根據作者的新書《戰爭幻想家：改變世界的五角大樓機構——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不為人知的故事》（The  Imagineers of War：The Untold Story of DARPA，the Pentagon Agency that Changed the World，艾爾弗雷德?A?克諾夫出版社）中的一個章節撰寫。在節選的這一部分中，作者描述了該機構歷史上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揭示了美國政府的一些秘密檔案。

作者:  Sharon Weinber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