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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HEAD><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TITLE>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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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t2" bgcolor="#F5F8F8" width="84%"><center><FONT style="FONT-SIZE: 16.5pt" COLOR="#FF6666" FACE="楷體_GB2312"><B>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B></cente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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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的不在人間，使我們這個龐大的帝國失去重心步伐不穩(wěn)，最終失足而墜入深淵。它正在慢慢地陷于一個“憲法危機”之中。在開始的時候這種危機還令人難于理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政事的每況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恢復正常步伐的機會卻已經(jīng)一去而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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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萬歷皇帝在歷史上是一個空前絕后的例子。其動機是出于一種報復的意念，因為他的文官不容許他康長立幼，以皇三子常抱代替是長子常洛為太子。這一愿望不能實現(xiàn)，遂使他心愛的女人鄭貴妃為之慢郁寡歡。另外一個原因<!--scrip>矛盾論毛澤東的重要哲學著作。寫于1937年8月。編入<scrip-->，則是他在張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別人也和他一樣，一身而具有“陰”、“陽”的兩重性。有“陽則有“陰”，既有道德倫理，就有私心貪欲。這種“陰”也決非人世間的力量所能加以消滅的。于是，他既不強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張，也不反對臣僚的意見，而是對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這種消極怠工自然沒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別人看來則已洞若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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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決心以頑強的意志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臣僚不讓他立常河為太子，他也不正常治為太子，甚至不讓常洛舉行冠利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員就讀。像這樣雙方堅持達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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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帶著仇恨的。皇長子被封為太子，皇三子被封為福工到河南之國，從此皇帝的心靈上就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撩也再沒有機會能使他按照他們的意志執(zhí)行他的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這樣又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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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法定的禮儀在照常舉行，但是皇帝已經(jīng)不再出席。高級的職位出缺，他寧可讓它空著而不派人遞補，使那些文官們除了極少數(shù)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遷到最上層的希望。臣僚們抗議的奏章不斷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辯。因為他知道，只要在麥本上一加未批，不論是激烈的駁斥還是冷靜的辯說，這些朱批和原來的奏折都要送到給事中的辦公室里傳抄公布，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議者的下懷，使他們達到了沽名買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氣度。最合適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可惡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宮內(nèi)不加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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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良心的官員覺得無法執(zhí)行他們的任務，只好提出辭呈。萬歷以同樣的態(tài)度對付這些辭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準離職。有的官員在盛怒之余徑自掛冠而去，吏部建議對他們追捕而加以究問，萬歷同樣還是置之不理。到他臨朝的后期，一個文官自動離職就意味著一個名位已被廢革，因為不再有人補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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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他的臣僚熟讀詩書，知道經(jīng)典史籍贊成臣下向無道之君造反。但這無道必須到達維、紂的程度，即以極端的殘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現(xiàn)在的萬歷皇帝卻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質(zhì)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章。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無為而治”的宗旨。對于這種情況，臣僚們是找不到任何經(jīng)典中的訓示來造反的。所以，不滿甚至憤激的情緒盡管不斷滋長，卻始終沒有發(fā)展成為“誅獨夫”或者“清君側”的內(nèi)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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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放棄職責并沒有使政府陷于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制程序。每到屬牛、龍、羊、狗之年，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交部把候補人員的名單全部開列，一個官員除了不得出任原籍的地方官或其父子兄弟的上下級以外，他將要出任什么官職，決定的因素不是他的道德或才智，而是出于與事實無關的一根竹簽。對于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準，大多數(shù)情況下則由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代作朱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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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徹字據(jù)年之后，萬歷皇帝平靜地離開了人間。他被安葬在他親自參與設計的定陵里，安放在孝端皇后和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的相諒之間。他所寵愛的貴妃鄭氏比他多活了10年。由于她被認定是國家的妖孽，她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這10年，她住在紫禁城里一座寂寞的冷宮中，和她的愛子福王永遠旺離。福王本人也是一個禍患，據(jù)說萬歷生前贈給他的莊田共達400萬畝。由于成為眾人怨望之所集，也沒有人敢為他作任何辯解，說這個數(shù)字已經(jīng)被極度地夸大，而且大部田土已折銀每年未逾20000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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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問題是，皇位的繼承問題早已解決，萬歷皇帝又龍馭上賓，而關于當年延擱立嗣的責任之爭，反較問題沒有解決的時候更加嚴重。每當提及往事，就有許多廷臣被卷入，而且舌戰(zhàn)之后繼以筆戰(zhàn)。這時朝廷中的文臣已經(jīng)分裂為若干派別，彼此間無數(shù)的舊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爭論則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釁隙。萬歷皇帝幾十年的統(tǒng)治，至此已經(jīng)造成了文官集團中不可收拾的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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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一國之主，他應當盡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團的平衡。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辭勞瘁以此還需要超出尋常的精明能干。針對文官的雙重性格，需要給予物質(zhì)上的報酬使他們樂于效勞，也要動員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根據(jù)倫理道德的觀念盡忠國事。這兩項目標的出發(fā)點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來達到目標的手段也極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禮儀的舉行。而萬歷皇帝的所作所為，正與此背道而馳。他有意地與文官不合作，不補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們鞠躬盡瘁，理應得到物質(zhì)上的酬報，升官發(fā)財、光宗耀祖，此時都成泡影。使他們的畢生心力付之東流。再者，他又把倫理道德看做虛偽的裝飾，自然就不在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為天經(jīng)地義的文官，至此也覺得他們的一片丹心已經(jīng)成了毫無意義的愚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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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的寧靜通常是虛幻的。文官集團缺乏應有的和衷共濟，反而集中了無數(shù)的利害沖突，形成了一個帶有爆炸性的團體。在萬歷皇帝御字的48年中，特別到了后期，大臣們已經(jīng)看透了中樞無復具有領導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極敷衍的態(tài)度來應付局面。此類態(tài)度類似疫氣，很快就在文官中流傳，使忠于職守者缺乏信心，貪污腐敗者更加有機可乘。這種不景氣的趨勢愈演愈烈，使整個王朝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其所以能勉強維持，實在是因為替代的辦法尚未找到。而像我們這樣龐大而歷史悠久的帝國，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之下，僅憑慣性的作用也可以使這個王朝繼續(xù)存在若干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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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氣氛，不消說令人悲觀。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稱為東林黨的人，發(fā)憤要力挽狂瀾。他們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領導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寶座之外建樹。他們從小熟讀《四書》和朱高的注釋，確認一個有教養(yǎng)的君子決無消極退讓和放棄職責的可能，需要的是自強不息的奮斗。這些以君子自詡的人物，不論在朝在野，總是標榜自己的品德，而指斥和他們不合的為小人。其后，這一派中的若干人被任命為吏部和都察院的官員，職司百官的考察和彈劾。在定期的考核中，他們大刀闊斧地斥退他們心目中認為萎靡不振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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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重振道德的運動，其標榜的宗旨固然極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成功已在預料之內(nèi)。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稱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斷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傳統(tǒng)所賦予，超過理智的范圍，帶有宗教性的色彩，這才使成為他的決斷人間最大的權威。如果官員們承認他的決斷確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出于佞幸的操縱，那么即使有欠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絕對服從。東林黨當然不能具備這樣的絕對權威，更何況當日兩萬名身穿錦袍的文官，作為一個整體，已經(jīng)喪失了評定善惡的標準，僅憑這幾十個自詡為品德優(yōu)秀的官員，反倒能訂出一個大家所承認的標準？這幾十個官員盡了很大的力量，要重新建立一種能為別人所承認的道德倫理，結果卻事與愿違。反對他們的，也同樣地使用了他們治人之道，即用道德倫理的名義組織他們的集團以資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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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緩沖因素。互相猜忌的小團體至此公開地互相責難。一連串的問題被提出來了：當初先皇對繼承人的問題猶豫不決，在中樞任要職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錫爵身為首輔，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張，即皇長子常洛、皇三子常詢、皇五子常治同時不分高下地并封為王，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們?nèi)狈菤舛鬟w就，先皇何至把“國本”問題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難于收拾？據(jù)說鄭貴妃還有謀害皇長子的陰謀，何以不作徹底的調(diào)查追究？這些問題，沒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參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則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尋根究底的決心，而只是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控訴的口實，把食指指向反對者的鼻子，借此在黨爭中取得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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