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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HEAD><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TITLE>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2、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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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t2" bgcolor="#F5F8F8" width="84%"><center><FONT style="FONT-SIZE: 16.5pt" COLOR="#FF6666" FACE="楷體_GB2312"><B>12、魏晉南北朝和浪漫主義</B></cente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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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義在歐洲是法國大革命前后的產物。嚴格言之，它是文藝和美術在時代上的趨向，我們不妨用“到自然去”四個字概括它的精神。歐洲大陸在１８及１９世紀之交，深感自中古以來殘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不合時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義的作家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絆，由各人自尋出路，以自己的情緒，作他們寫作吟詠描畫的引導線，因為如此，他們全也有一種將世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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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強迫漢獻帝禪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滅陳而重新統一中國，在歷史上統稱魏晉南北朝。這三個半以上的世紀之內，能夠稱為統一的時間，不過約３０年。這并不是文人能自尋解放的時代<!--scrip>有時和“絕對精神”也可通用。<scrip-->，只是時局動蕩，好多人覺得過去苦心孤詣學來的規矩方圓，到時全無用場，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僅當時人物如此，即后代作者，追慕流風遺韻，也把當時事物，描畫得帶浪漫色彩。有唐朝劉禹錫年作《西塞山懷古》一詩為證。劉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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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暗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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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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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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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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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原來是紀公元２８０年晉朝暫時統一中國的事跡，這背景則是先有魏蜀吳之三足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將鄧艾在成都北的萬山叢嶺中進軍，出敵不意的襲蜀，蜀亡。后來，司馬氏的晉代曹魏之后用王睿為巴郡太守，后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離不開“大刀闊斧”的胸襟和抱負。他在四川造船，費時七載，待得準備停當，王睿已７０歲。于是攻吳的舟筏順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吳主只有束手就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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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晉書》的紀載，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們也可以想象，以４０尺寬７５尺長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積。但是即使有四層艙，每艙要載兵五百多名，也未免過多。況且“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就有些難以置信了。書內又說吳人在江險磧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王睿乃作火炬，長十余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燒起來的時候，“須諛，溶液斷絕，于是船無所礙”，這些話實近于神奇。我們既無法指駁，也無法證實，只好說委可能作者在文筆之間夸大其辭，其影響之遠，從劉禹錫詩可以看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超過紀事之精密。我們除非獲得其他資料證實，不能以這簡單的辭句當作技術史上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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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浪漫主義的出現，也不在此時開端。京劇臉譜曹操，因為在劇中的角色是一大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墻，眼細如絲，頰間肌肉折皺，表現一派險譎氣象，大有“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的感覺。而關羽，因為他“義重如山”，所以臉譜以赤色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莖都以黑線畫成，由中央向四方輻射，大有熱情似火，不可抑制的狀態。下邊的黑痣，可能為現實寫真。他的長須，則又是絳紅色與面上的棗底相映，象征血氣旺盛。呂蒙的臉譜，臉上黑白相次，圖案上的結構，表現胸中有丘壑，也稍帶神秘色彩，而劇中的角色也以機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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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三位人物擺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來曹操為魏公，與蜀劉備，吳孫權相對立。以前劉備新敗，孫權收容他，讓他暫駐荊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勝利。可曾幾何時，劉備既據荊湘，又拓土于西蜀，荊州又只借不還，所以孫權老覺得他居長江之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著劉備在四川北部規劃，南郡只有關羽留鎮，而關的部隊又與曹兵交鋒之際，致牒于曹公，以討關羽自效。這個軍事計劃由部下呂蒙執行。果然呂蒙于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襲擊關羽，使他兩線作戰，截獲他之后，將之斬首傳報曹公。然而呂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獎，即病發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關羽授首前后不出一月。次年曹丕受漢禪，劉備和孫權得到借口，也仿效稱皇帝，于是才全面展開三國鼎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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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浪漫主義有何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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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三國時代，是英雄豪杰風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間。因為戰事連亙不斷，皇帝威信又名實俱亡，很多舞臺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約束，于是趨利赴勢。他們自述胸襟懷抱，慷慨真切，全無腐儒氣味。做起事來，也是暢快淋漓。這當中還有很多奇人奇事。譬如蜀之諸葛亮（等于現代的參謀總長），他的哥哥諸葛謹仕吳，也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分訪問蜀漢。又如孫權當初將他的妹妹嫁與劉備，后來又與劉備成了對頭等都是。紀這６０年事者，為《三國志》。陳壽之原稿，分為《魏書》，《蜀書》和《吳書》。因為缺乏一統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須遷就某個固定官僚集團的邏輯。而這書又在南北朝時經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當時公私著作，逐章逐節補陳著之不及，了提出不少糾正及置疑之處。因為其中資料五花八門，常有我們在正史里不容易見到的傳聞。由于選材不致全部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將之傳奇化和美術化的機會。在我們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個特殊的角度，去窺見中國歷史運轉之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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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里的曹操，不見得比他同時人物如劉備，孫權更為譎詐。而且他有敢說敢做，豪邁磊落，放浪不羈的浪漫色彩。譬如說他不顧家人生產，那是因為他志在天下，用不著瞻前顧后的去憂慮衣食和積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羈，可以在“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以至頭沒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的形容中看出來。這也可與他的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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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實際是曹操流傳中外的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自己是一個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譽”，不愿作“凡愚”。但是參加討董卓之后，事實逼他東征西伐，兵權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還是想保存一個完整的中央政權，所以他雖向外討伐，卻屢陷于內線作戰的地位，又因為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以他成了眾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虛名而處實禍”的危機。從這些地方，我們不必懷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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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被道統人士攻擊的，則是“魏武三詔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２１０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內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實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他都會提拔錄用。這詔令雖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壞事，但是影響漢末問題之大，不是傳統道德所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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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能夠出類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節，眼光遠大。然則他雖看清傳統道德不能拯救當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棄傳統道德亦不見得能拯救當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說過“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我們相信他曾如此說，他的兒子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漢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有如晉代魏也仍不能解決當日問題。即以王睿的大刀闊斧造樓船在上面馳馬，仍未解決魏晉南北朝的問題。司馬炎剛一統中國，十年之后即有賈后之亂與八王之亂，因此引起“五胡亂華”。公元３１１年洛陽淪陷，３１７年長安又失守，東晉偏安江左，嬗替而為南北朝之寧齊梁陳。北方之“酋領”如劉曜，石勒，苻堅不能解決問題，南方的軍事領袖如桓溫，劉裕與蕭道成也仍不能解決問題。現在看來，東漢覆亡之后的３６９年醞釀著一個大問題，牽涉整個國家從頭到尾的重新組織，不僅曹操不可能預測，即作史者如陳壽及裴松之也仍沒看到演變之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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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頭再說《三國志》：書內提及呂蒙原是一介武夫，孫權只間便的勸他讀書，不料此人不讀則已，他一讀起來就“立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因之他的談吐見識，與以前豁然不同。諺語之“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處。只有此書之敘關羽，則想象與現實參半。此人武藝必有獨到地方，譬如他與顏良對陣，“羽望見良麻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文中又沒有提及兩方隨從將士之行動以及對陣之地形及距離，類似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優渥，一意投奔先主，應系實情，也與他的習性符合。可是書中敘述他的英雄末路，則毫不恭維。關云長對部下不能開懷推恩的掌握，對于敵情判斷，側衛警備也全部馬虎，又破口罵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兩面受敵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隊毫無斗志，不戰自潰，他自己只能率領數十余騎落荒而走，也再沒有表現斬顏良時之英勇。以這樣的記載，出之標準的文獻，而中國民間仍奉之為戰神，秘密結社團體也祀為盟主，實在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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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社會學家，樹立了一個“大傳統”與“小傳統”對立的觀念。他們認為一個社會的大傳統，有正規的組織，結構和形式化，但只能適應于高層人物。小傳統則比較通俗化，適應于大眾。它采取大傳統的精義，融會簡化而有時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轅北轍則可。而且兩者之交流也是相對的，小傳統在長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觀點以后也可以被大傳統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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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忠孝觀念由四書五經闡述開來應屬大傳統。《三國志》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這傳統所籠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資料分歧，離奇的事物薈集，很容易為小說家抽取裁剪補綴而成半創作性的大眾讀物。事實上它也就是宋元話本的基礎，后來又經過元明之間羅貫中等整理，便成為《三國志傳通俗演義》。既稱“通俗演義”，則照社會學家看來已屬小傳統之范疇。所以周瑜見杏黃旗而大叫一聲，孔明祭東風，孫權與劉備劍砍石塊成十字等等更離奇的遭遇與真人實事混合以提高讀者的興趣，都可以信口呵成。其方法則是將信史更浪漫化。《三國演義》英譯本標題為RomanceoftheThreeKindoms（三個王國的浪漫史）不為無因。而京劇跟隨著以白臉表示曹操之陰險，棗紅面表示關羽之不可泯滅的忠厚，蝴蝶式的臉譜表示呂蒙之有心計，也是將歷史傳奇化和美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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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日提論這些觀念，其目的不在鑿穿小傳統之虛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國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統領萬億軍民，中層脆弱，法制簡單，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會力量支持。可見精神動員的功效是無可否認。大傳統也好小傳統也好，民間的忠孝觀念實為撐持宋，元，明，清以來大帝國之有力支柱，這也不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則話本及劇臺上的曹操與關羽及其影響只是魏晉南北朝以后歷史上的側面情景。現在我所談的是歷史本題，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后長期分裂的主因。前人與事實相處過近，也只看到演變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們曾親身經歷一個類似的大變動之后，將視界看寬看深，才能將資料重新編排，徹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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