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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HEAD><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TITLE>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04、司馬遷和班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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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作《史記》，完成于漢武帝末年。班固作《漢書》，書未成而作者因過去與外戚竇憲的關系，死于獄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屬西漢，一屬東漢，相去公元前及公無后各約９０年。我們今日看來，這兩部書好像聯袂而出。其實它們間隔了１８０年的距離，等于我們之去前清嘉慶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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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和《漢書》一為私人著作，另一書稿則經皇帝看過，有國史的色彩。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經和班固作書的宗旨不同。況且《史記》是通史，《漢史》是斷代史。兩位作家的個性癖好不同<!--scrip>批判實用主義、實證主義及其它唯心主義哲學。宣傳西方自<scrip-->，也使他們取材行文之間，有相當的出入。然則公元前９０年和公元后９０年，中國的作家和思想家所處的環境已有大幅度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在于漢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議，罷斥百家，獨尊儒術。其實漢朝立國行雜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際，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還參和著陰陽五行的萬分涉及災異。總之整個漢代思想，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大綜合，早經中外學者闡釋。我們在這里要特別強調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為目的，而是樹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這有他自己的言辭為證。他曾對漢武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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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scrip>文主義者、紅衣主教。反對經院哲學所謂關于上帝和宇宙的<scrip-->，指異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紀統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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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否定學術的獨立性，坦白的承認提倡學術，旨在支持當今政權。武帝之置五經博士，立學校之官，策賢良<!--scrip>《莊子·知北游》：“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scrip-->，都根據這宗旨著眼，從此中國龐大的文官集團，有了他們施政的正統邏輯。司馬遷和董仲舒同時，他讀書不受這政策的影響。而班固年輕時“正規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礎。況且后漢創業之主光武帝劉秀自己就曾為大學生。第二個皇帝明帝劉莊更以學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禮堂）講尚書。第三個皇帝章帝劉坦親自在白虎觀制定五經異同，班固也在列。在這種政權領導下的環境里著書，就難脫離國家所定標準的束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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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和班固一樣，自稱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們一打開《史記》，隨意翻閱三五處，即可以體會到作者帶著一種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作風，爽快淋漓<!--scrip>學”中的“陳亮”。<scrip-->，不拘形跡，無腐儒氣息。他自稱“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應當是一種真實的寫照。他所崇奉的“士為知己用，女為悅己容”也可以說是歸源于儒家道德，可是這立場就已經和經過正統限制的所謂儒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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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里寫荊軻和高漸離飲酒擊筑，又歌又泣，旁若無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說的“邪辟”。并且項羽是漢高祖劉邦的死對頭，而《史記》里的〈項羽本紀〉排列在〈高祖本紀〉之前（若在后代必稱“項酋”“偽楚”<!--scrip>反之亦然。<scrip-->，而“本紀”只能降格為“載記”）。文中又把項羽寫成一個雖暴躁卻又渾憨可愛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憐惜。與之相較，劉邦反像一個偽君子。而司馬遷形容呂后殘虐戚夫人，以致她親生的兒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為”。班固作“漢書”時，有關劉邦的一段，還大致采取司馬遷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后記〉則隱惡揚善，對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書末〈外戚傳〉內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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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除了〈刺客列傳〉之外，還有〈滑稽列傳〉，〈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可謂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現整個社會之剖面的樣子。班固書里雖有〈東方朔傳〉，卻不再縷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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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借著〈貨殖列傳〉發揮他個人的私利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他又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而且從他看來，貧窮是恥。“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食，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遲至今日兩千多年之后，很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會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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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其如此，司馬遷就受到班固的指責。《漢書》里就有〈司馬遷傳〉，內中批評他“又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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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地方還不足十分的表現班固的正統思想，最使我們看出他的作品在歷史上是屬于“罷斥百家獨尊儒術”之后的產物者，乃是《漢書》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這表里列有古人１９３１人，包括傳奇式的人物如女媧氏有巢氏，《論語》中有名的孔門弟子，《春秋》中的國君等，至于秦亡為止。而由作史者“顯善昭惡”的按上上至下下區分為三等九則。內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無圣人，雖孟子只與顏淵，管仲同屬“上中仁人”。老子與商央，申子，墨翟，韓非都屬“中上”，與孫臏白起一流。刺客荊軻則為中中和孟嘗君呂不韋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傾國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雖焚書坑儒，班固只貶之為中下，因為他下面還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趙高列入“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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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個人的眼光看來，除非作者束發受教以來，就先培養了一段“常經”和“異道”的觀念，決難如此只憑古書里一句一段的敘述即能將這么多的人物列表區分其品格，有如衡量其材之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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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也可以推想世俗觀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門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還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維持文官集團的緊湊。總算還是中國讀書人的運氣好，得有太史公司馬遷在蘭臺令班固之前寫作，否則沒有《史記》，徑由《漢書》開二十三史之端，中國史學的傳統，必更趨向“文以載道”的方針，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實性和生動活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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