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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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HEAD><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TITLE>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33、元順帝</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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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t2" bgcolor="#F5F8F8" width="84%"><center><FONT style="FONT-SIZE: 16.5pt" COLOR="#FF6666" FACE="楷體_GB2312"><B>33、元順帝</B></cente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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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順帝值得我們在這里特別提出討論，不是因為他之個性和作為，有特長之處，倒是由于他處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１１個皇帝，第一個皇帝世祖忽必烈從他稱帝之日算起，在位３４年（之先的１２年不稱元朝）。茲后的９個皇帝一共只經歷了３８年。而最后的一個順帝卻又在位３５年。這３５年內，元帝國由一個無可奈何的局面終至土崩瓦解。最后明軍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與其他幾個朝代類似。只是通常我們看到異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強悍的騎兵南侵，所向無敵。這次卻以多數民族為主，以長江以南為根據地席卷華北。元將或死或降。最后順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開大都（北京）的建德門北奔，時為１３６８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兩年后順帝因痢疾死在內蒙古之應昌（多倫北），他的后妃皇孫全部被明軍俘虜，只有太子率十余騎遁去。明朝認為妥歡貼睦爾在國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戰，而決心逃竄漠北，是為“順天命”，所以稱他為元順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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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歷史家以“朝代歷史”為著眼，順帝御宇的３５年元朝的統治力量與威望都已江河日下，總不外“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沒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之處了。我們不以為每一朝歷史盡是他朝之殷鑒。在前述特殊情形這下，倒也有機會看出中國傳統政治的真髓。而且失敗也不一定是由于錯誤<!--scrip>知行合一明王守仁的學說。與朱熹“知先行后”說相對。<scrip-->，有時某種人文因素在某種環境之下注定的無法順利的展開。我們看到一個少數民族雖獲得政治領導權而不愿遷就于多數民族政治體系之需要，其統治不能長久。我們雖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評這種體制（因為這是今日讀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一方面卻也領悟到當時限于組織上技術的能力，選擇的機會至少（不然我們就不能了解何以歷史不能縮短，何以中國不能超次越級立即進入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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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設施，今日看來是極不合時宜的，而當日他偏要那樣做。也只有將隋唐宋元的歷史一口氣的看下去，才能體會到他的處境和我們不同，而此中的背景<!--scrip>“凡文之不關于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他認為<scrip-->，元順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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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順帝的本紀我們不容易看出他的個人性格。傳統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寫作一個典型的亡國之君的情勢。比如說：他喜歡田獵，有一次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他“行房中運氣之術”或稱“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筆記說他和喇嘛僧有公眾的淫行，甚至牽涉官員妻女。他也在國事蜩螗之際<!--scrip>認人們在歷史發展中的能動作用和創造作用，人們在認識和<scrip-->，于內苑造龍船，“帝自制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又造宮漏，“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宮女使用各種樂器，在贊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證據。這種說法，與記載其他很多亡國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轍，其真假不論，只是要將元代之覆亡，歸咎于最后一個皇帝之缺乏道德責任感，就有歪曲事實的嫌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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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歡貼睦爾原來是元朝宮廷政治的犧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長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鮮北部的一個島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廣西桂林，他曾讀少量的漢文書，但根柢不深。１３３３年他１３歲突交好運<!--scrip>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要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民心最為<scrip-->，被幾個權臣迎接出來做皇帝。但是起先７年他完全受制于立他的伯顏（很多蒙古人用這名字，此非滅宋之伯顏）以及當時的太后嬸母不答失里的勢焰之下。１３４０年他才利用伯顏之侄脫脫（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這名字，詳下）策動政變，將伯顏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從他的形跡看來，順帝是有權能的政客，適于生存，富于彈性，愿意將就妥協，擅長利用一個人物或一種機構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種儀節，卻又經常出席經筵聽儒臣講解詩書。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風，他卻援引一個漢人賀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賀說這些職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則賜賀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職位，并且詔省臺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紀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辭。他對臣下的諫勸接納與否，也不追究進諫人，我們想象以當時宮廷處境之艱難，妥歡貼睦爾只能將就現實。他固然沒有領導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機警圓滑，也決難在位如是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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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帝的處境，簡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時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血統與語言的完整，這在中國以小自耕農為社會主體，實行官僚政治<!--scrip>的根本原因，事物的外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原因；發<scrip-->，利用教化作為行政工具的條件下，就已經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沒有種族主義的心腸，他的政策已經有了種族主義的后果。并且在無形之中，已經將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帶入大都的政治里去。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臺”的選舉方式產生大可汗，也給元朝政治留下了一種不良的影響。忽必烈自己的稱帝，已經違法，以后皇位的繼承人也預先立為太子（甚至弟兄互為皇帝與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諸王具在，并且每年春夏要駐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堅決反對，即僥幸在位亦難長久。這也和專制時代天子出諸天命是人間最高的權威觀念相沖突。況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戶口錢糧，有下屬的職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門系之利益。這些條件都促成宮廷政治的不穩。順帝以前的９個皇帝之內，英宗和明宗被弒，順帝只９歲，在兵變時不知所終，寧宗只６歲，在位兩月逝世，至今歷史家還懷疑他死于非命。以上還沒有算到成宗與武宗間的安西王阿難答。他也和順帝一樣被簇擁到大都，只是剛稱攝政，還沒有做皇帝，就被執押解到上都見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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