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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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HEAD><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GB2312"><TITLE>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8、貞觀之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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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class="tt2" bgcolor="#F5F8F8" width="84%"><center><FONT style="FONT-SIZE: 16.5pt" COLOR="#FF6666" FACE="楷體_GB2312"><B>18、貞觀之治</B></center></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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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７世紀(jì)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dāng)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dāng)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后唐軍又攻占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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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現(xiàn)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１／８。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筑，全成分為１１０個方格<!--scrip>《關(guān)于自由、必然與偶然》，并將《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和<scrip-->，南北馳道竟有５００尺寬，無疑的在當(dāng)日已經(jīng)打破世界諸種紀(jì)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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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各國朝貢使節(jié)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于貞觀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jì)念盛況。茲后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規(guī)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scrip>際研究學(xué)問。哲學(xué)上，認(rèn)為“太極”是“天地之胚胎”，“輕<scrip-->，后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xué)生和“學(xué)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后，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xiàn)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shè)計興建，只是范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jù)《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nèi)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zhàn)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xué)”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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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并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jīng)歸<!--scrip>車、船行駛，地球運轉(zhuǎn)等，不呈現(xiàn)顯著的波粒二象性，一般<scrip-->，太宗親自詔見，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jīng)典的不下數(shù)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shè)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軫域，授以官位品職。L.Carrington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xiàn)代學(xué)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并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nèi)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dāng)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fā)生兇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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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這局面的，當(dāng)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shù)民族血統(tǒng)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fēng)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scrip>上》、《經(jīng)下》、《經(jīng)說上》、《經(jīng)說下》、《大確、《小確六篇。<scrip-->，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也經(jīng)過趙翼的《陔余叢考》書內(nèi)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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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１８歲慫恿父親李淵發(fā)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yè)，大部由他策劃。并且他自己作戰(zhàn)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jīng)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scrip>“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scrip-->，擔(dān)任獨當(dāng)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dāng)，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并且自己經(jīng)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xiàn)，例如以數(shù)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fā)揮他的領(lǐng)導(dǎo)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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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世紀(jì)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yè)的黃金時代。“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nóng)作基礎(chǔ)的范疇業(yè)已創(chuàng)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shù)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jīng)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scrip>復(fù)寫。真正的命題只能是事實命題并且只有作為事實命題才<scrip-->，有如魏征所說：“譬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于聽政，勇于就諫，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jù)稱“東至于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于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西方的漢學(xué)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對于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的恭維。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儷”。６３３年縱獄囚應(yīng)死者３９０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后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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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女三千出后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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