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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并不是完全一致?！八狼魵w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泵鞒娜f歷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于是在經宴（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后設宴的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事跡，全部剔出于歷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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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７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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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并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后不能保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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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于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權，并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后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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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后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幸”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文獻編撰，近于官方歷史?！缎绿茣烦捎谒螘r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于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５人，也“并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２８歲，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并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后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于東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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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緊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并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１０００年后萬歷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４００年后，萬歷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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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范于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欲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人個性的程序復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愿剴切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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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于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沖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于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圣賢書，不能無愧于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于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征接收過來，倚為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余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資治通鑒》有這樣一段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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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征每庭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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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焙笸司叱唬骸版勚髅鞒贾保航裎赫髦?，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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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賀！”上乃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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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征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征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愿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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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于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于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７世紀這初第二帝國這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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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跡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復雜，道德名義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于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反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義行之。也等于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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