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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說：“當時我還無法將這個主意陳述清楚?！钡?，這種玻璃房經濟模擬會和常規經濟模擬截然不同。在常規經濟模擬中，計算機只是把一組不同的方程式整合在一起。而在他的玻璃房經濟中，經濟作用者不是數學變量，而是作用者，是陷入相互作用和偶然事件之網的一個個實體。這些實體會犯錯誤，能夠吸取經驗教訓。它們有自己的歷史，就像人類一樣不受數學公式的支配。當然，從實際考慮，它們比真正的人類要簡單得多了。但如果雷諾爾茲真能夠用三條簡單規則產生非常逼真的聚集成群的行為的話，則我們起碼可以想象，也許充滿了設計完善的適應性作用者的計算機能產生非常逼真的經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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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說：“我模模糊糊地想到，是否能用荷蘭德的分類者系統來制造這些作用者。我知道怎樣來做這件事。約翰（荷蘭德）對如何做這件事提不出直接適用的建議來，但他也很有積極性?！彼詡z人同意，當明年桑塔費研究所的經濟學項目開始時，這將是優先考慮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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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初出茅廬的項目主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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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項目的準備工作也夠阿瑟忙活一氣的。確實，他這才開始體會到他被賦予的工作的全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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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事情的發展使荷蘭德無法和他共同主持經濟學研究項目。荷蘭德把1986到1987這個學年用來在羅沙拉莫斯做訪問學者，早就用完了他的年假。他又回到了密西根大學，重新卷入了將他的系并入到工程學院的大學政治之中。他的妻子莫麗塔也無法從科學圖書館系統負責人的工作崗位上脫身出來。所以荷蘭德最多只能到桑塔費呆上一個來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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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組織經濟學項目的工作整個兒地落在了阿瑟的肩上。而阿瑟有生以來從來沒有主持過這樣一個學術研究項目，更別說創建這樣的一個項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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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里德希望我們做些什么？他問尤金尼亞·辛格。她現在是里德和花旗銀行董事長的聯系人?！八f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只要不是用常規方法去做就行?！彼谠儐柫死锏轮蠡卮鹫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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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需要我們做些什么？他問肯·阿羅和菲爾·安德森。他們說，他們需要他為經濟學研究創立一個基于復雜的適應性系統觀點之上的全新而嚴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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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塔費研究所要我們做些什么？他問喬治·考溫和桑塔費的其他執政人?！翱茖W委員會希望你能從根本上為經濟學開創全新的方向?！彼麄兏嬖V他。順便告訴你，第一年的預算是五十六萬美元，這筆經費中，有一部分是來自花旗銀行，有一部分來自麥克阿瑟基金會，還有一部分是來自國家科學基金會和能源部。當然，經濟學項目是研究所的第一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研究項目，所以我們大家都十分關注項目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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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搖著頭離開了。五十幾萬美元在學術研究上只夠做中等大的項目，而我們面對的卻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就好像是告訴我說：‘拿上冰斧和繩子，去攀登艾弗勒斯特山吧。’我驚恐極了，覺得這簡直不可思議?！?<BR>
　　當然，實際上阿瑟遠不是孤軍奮戰。阿羅和安德森非常樂意給他以道義上的支持，給他提出各種建議，不斷鼓勵他?！八麄儾畈欢喑闪诉@個項目的基石和領袖?！卑⑸f。確實，他認為這個項目是他們的項目。但他們卻非常清楚地表示，阿瑟是主要執行官。“他們保持不介入，要我來指導研究，讓我來使這個項目開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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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很早就做出了兩個決定。第一個是關于研究課題的。他顯然對把混沌理論和非線性動力學應用于經濟學的想法不感興趣。這基本上是阿羅腦子里的想法。根據他所了解的情況來看，早就有許多研究小組在從事這一類的研究了，但研究成果卻寥寥無幾。阿瑟對把這個項目做成是對整個世界經濟的模擬這個想法也沒有興趣。“這也許是里德頭腦中的想法。而且這好像是工程師和物理學家們最喜歡做的事，但這就好像是對你說：‘你既然是個天文物理學家，為什么不做整個宇宙的模擬？’”他說，這樣的宇宙模型會像真正的宇宙那樣令人費解。這就是為什么天文物理學家不會這么做的原因。確實，他們只針對類星體做一組模型，針對螺旋星系做一組模型，再針對星星的形成做一組模型，等等。他們用計算機解剖刀來解剖特殊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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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正是阿瑟希望桑塔費的項目所做的事。他當然不愿意打消實驗玻璃房經濟的念頭，但他同時希望人們能夠在起跑之前先學會怎樣走路。特別是，他希望這個項目能解決經濟學上的一些老問題，希望看看從適應性、進化、學習、多平衡、涌現和復雜性等所有桑塔費主題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老問題時，它們會有什么變化。比如說，為什么股票市場會出現泡沫和崩盤？或者，為什么會有錢的出現（即，為什么像金子或貝殼數珠這種特殊的貨物會廣泛被當作交換的中介物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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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說，強調要使這個項目來對付經濟學中的老問題后來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研究所科學委員會的有些人指責他發明創造精神不夠強。“但我們卻認為這是回答常規問題的好方法、好策略、好步驟。”阿瑟說?！斑@些是被經濟學家所共識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夠證明，把理論性的假設變成更為現實的假設，就能使你看問題的角度發生重大的改變，那么，我們就能讓經濟學界看到，我們對經濟學確實做出了貢獻?！?<BR>
　　他說，出于同樣的理由，當馬瑞·蓋爾曼敦促他為這個經濟學項目發表一個宣言，發表一個就像釘在教堂的大門上的那種振聾發聵的宣言時，他拒絕了。“他幾次向我推銷這個想法。他希望這份宣言能說：‘一種不同形式的經濟學即將誕生’之類的話。但我考慮后決定不這么做。一個接一個地解決問題，解決那些經濟學的老問題，要比那種做法好得多。我們會使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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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關鍵的決定是關于選擇什么樣的人來從事這個項目的研究工作。當然，他需要思想開放、贊同桑塔費觀念的人。十天的經濟學研討會證明，這樣的一群人能帶來多么豐盛、多么令人激動的成果。阿瑟說：“我早就認識到，無論是我、還是阿羅、安德森、或任何人都不能用從上到下的方法為桑塔費的研究搭建框架。這個框架必須是從我們所做的研究中、從我們探討問題的方式中、從我們每個人自己的思想中涌現出來的?！?<BR>
　　但從阿瑟自己在爭取讓他的第一篇關于報酬遞增率的論文發表出來的慘敗中，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在主流經濟學家中建立桑塔費經濟學項目的可信度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他希望參與該項目的人員中有諸如阿羅、或斯坦福大學的湯姆·薩金待這樣聲名如日中天的經濟學理論家，他們不僅能夠幫助桑塔費確保其尚未界定的思想完全符合現存的學術規范，而且當他們走出去談論桑塔費理念時，人們會愿意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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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幸的是，組織這班人馬說說容易，做起來可就難了。阿瑟與阿羅、安德森、潘恩斯和荷蘭德商定了候選人名單后，基本上滿足了該項目對非經濟學研究人員的需要。菲爾·安德森同意來桑塔費做短期逗留，他的學生，杜克大學的里查德·派爾莫（Richard Palmer of Duke University）也同意來桑塔費做短期逗留。荷蘭德肯定也會來。還有才思敏捷、能言善辯的明尼蘇達概率理論家大衛·闌恩（DavidLane）。阿瑟甚至還請來了與他合作發表過論文的蘇聯概率理論家約里·厄姆利夫和約里·凱尼歐夫斯基。另外還有考夫曼、法默和所有其他羅沙拉莫斯和桑塔費圈子里的人。但當阿瑟開始召集經濟學家的時候，他很快發覺，他對可信度的關注絕非錯誤。幾乎所有人都聽到過關于桑塔費的傳言。阿羅走到哪兒都把桑塔費拴在嘴邊。坦桑塔費研究所是哪些人組成的，都干些什么？許多人都還不太清楚?！爱斘艺偌洕鷮W家時，他們總是說：‘嗯，好，但有些晚了，我已經有其它安排了?！旧希寷]有參加過桑塔費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對桑塔費的研究項目感興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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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是，參加過桑塔費經濟學研討會的經濟學家們是一批優秀的人才——他們畢竟都是阿羅親自選定的。而來自這圈人之外的反饋也并非完全令人沮喪。阿羅和薩金特都同意來呆上幾個月。約翰·魯斯特（John Rust）和威廉姆·布勞克（William Brock）也同意從威斯康星大學趕來。明尼蘇達大學的萊蒙·馬里蒙（Ramon Marimon）、密西根大學的約翰·米勒（John Miller）也都會來。米勒剛剛完成博士論文，他的研究對荷蘭德的分類者系統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最令阿瑟得意的成功是，劍橋大學的富蘭克·漢恩（Frank Hahn）也會前來。他是英國經濟學理論界中的頭號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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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第一年大約會有一二十名杰才不同程度地參與經濟學項目。其中有七、八個人會整年呆在桑塔費。這個規模相當于一個小學院的經濟系。他們將攜手重建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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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桑塔費理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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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項目將于1988年9月在桑塔費研究所上馬，以第二個為期一周的經濟學研討會作為開端。所以阿瑟從6月份開始就住到了桑塔費，他要用一個夏天的時間著手籌備，每一分鐘對他來說都十分寶貴。他發現，到了秋季，當與會者紛紛前來報到時，工作越來越忙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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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人來找我。比如有一個人不知道怎樣換電燈泡，問我是否會換。這個地方太狹小了，我有時不得不去解決各類問題，諸如哪間辦公室可以給吸煙者用？或，怎能與一個一天到晚穿著短褲，露著多毛的大腿的人共用一間辦公室？那個提出問題的人真的無法接受與穿短褲者共用一間辦公室。而且我還得全權負責研討會的組織工作。組織工作的一部分是出去網絡人才，與他們交談，征求他們的意見，到處散布桑塔費經濟研討會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