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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一直令他煩惱不已。撇開宗教的問題不說，現實世界運轉正常，并不需要宇宙仲裁人的裁決。生態系統、經濟體系和社會等所有這一切都在依循達爾文的相對論原則運行。每個人經常不斷地在與其他人相互適應。正因為如此，我們就不可能掂量著一個作用者說：“它的強健度為1．375。”生物學家分辨說，無論“強健”意味著什么，自從達爾文時代以來，強健度已不可能是一個單一而確定的數字。這就好像是拿一個體操運動員和一個相撲摔跤手做比較，這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兩者之間不存在一個共同的衡量標準。一個特定的生物體的存活和繁衍的能力有賴于它躋身于怎樣的生存空間。它周圍都有什么別的生物體、它能得到什么樣的資源，甚至與它以往的歷史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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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德說：“這一觀點的改變極其重要。”確實，進化生物學家用一個名詞來表述其重要性：生態系統的生物體不只是演化，而是共同演化。生物體不是像費什這一代生物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通過攀登某種抽象的強健制高點來得以變遷的（古典人口基因學中關于強健最大化生物體的觀點，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關于功能最大化作用者的觀點看上去如出一轍）。而在現實中，生物體在共同演化的無限復雜之舞中，經常在循環往復、相互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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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德說，從表面上看，共同演化像是一片混沌。在研究所里，考夫曼喜歡將此比喻成在一個橡皮場景中攀登強健度的制高點。每攀登一步，整個橡皮的場景就會變一次形。然而，這樣的共同演化之舞所產生的結果卻一點兒都不混亂。在自然界中，花朵靠蜜蜂的幫助來受精繁殖、蜜蜂靠花蜜來維持生命。獵豹追逐吞食瞪羚，瞪羚則能從獵豹的爪下逃生。共同演化產生了無數能夠完美地相互適應，并能適應于其生存環境的生物。在人類社會中，共同演化之舞產生了同樣完美的經濟與政治的相互依存之網，比如像同盟與競爭，以及供求關系等。這正是阿瑟的玻璃屋經濟的動力之源。在阿瑟的這個概念中，你能夠觀察到人工經濟作用者在相互適應。這是深埋在阿瑟和考夫曼的自動催化技術變遷分析中的動力之源，這也是在這個沒有中央權威的世界上隱藏于各國關系之中的動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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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德說，確實，共同演化是任何復雜的適應性系統突變和自組的強大力量。他由此而明白，如果他真要想從最深層次來理解這些現象，他就必須從他的系統中排除來自外部的獎賞機制。但不幸的是，他也知道，對來自外界獎賞的假設是與分類者系統的市場比喻緊密相關的。在荷蘭德建立的分類者系統中，每一條分類者規則都是一個極小、極簡單的作用者，它們一起參與內部經濟體系，在這個內部經濟體系中，通用的貨幣就是每個作用者的“強度”，而唯一的財富之源就是來自最終用戶的回報，即來自程序員。如果不徹底改變分類者系統的構架，就根本無法繞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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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荷蘭德要做的就是徹底改變分類者系統的構架。他認為，他需要的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更加徹底的對相互作用的比喻：戰斗。他設計了一個生態系統，在這個高度簡化的生物社區中，數字化的生物體在數字化的環境中游蕩，尋找著賴以維生和繁衍的資源，這些資源就是數字化的水、草、殼物、草莓等。當這些生物碰到一起時，它們當然會試圖將彼此作為資源。荷蘭德說：“我把這與我女兒曼加的‘郵寄怪獸’的游戲做了比較。在這個游戲中，你有很多攻擊和防守的可能步驟，你怎樣利用這些可能的步驟，決定了你在與其它怪獸戰斗中的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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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具體一些說，生態系統代表的環境是一片廣袤的平原，其中遍布著“泉眼”，從泉眼里噴出以a、b、c、d為象征的各類資源。單獨的生物體隨意地漫游在這個環境中，像平靜而溫和地在四野吃草的羊一樣一路吞食資源，并儲存到自己的內部資源庫中。但只要當兩個生物體相遇，它們馬上就會從羊的狀態轉入狼的狀態，相互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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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來的戰斗中，戰斗的結果取決于每個生物體的那對“染色體”，這染色體只是一組資源象征符號串成的兩個序列，比如aabc和bbcd。“如果你是其中的一個生物體，那么你就用你的每一序列的‘攻擊性’染色體與對方的第二序列‘防御性’染色體相匹配，如果它們倆能夠相互匹配，那你就得到高分。這種情形非常類似于免疫系統：如果你的攻擊能對應對方的防守，那你就打開了缺口。而對方也對你報之以交互的行動，即，他的攻擊與你的防守相匹配。這種相互作用極其簡單。主要看你的攻擊與防守能力能否強過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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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你就能飽餐一頓：你對手儲備庫里所有的資料符號和它的兩個染色體序列都歸你所有了。而且，如果吃掉你以前的對手意味著，目前你的儲備庫里有足夠的資料符號來復制你自己的染色體，那么你就能通過創造一個全新的生物體來自我繁衍，其中也許會有一、兩個變種。但如果情況不是這樣的話，那你就回去接著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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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婉轉一些說，這個生態系統不完全是蓋爾曼想要的那種，使用者會感到沒有什么好玩的，也沒有一點兒新奇的圖像。但荷蘭德才不會去理會這些呢。他會打入一串密碼和符號來啟動這個系統，然后看到它產生出更多的密碼，看到一行行字母數字亂碼像瀑布一樣在屏幕上涌現出來（那時他的計算機已經升級到蘋果二型機了）。這個生態系統是荷蘭德式的游戲。在這個游戲中他終于排除了明顯的外來回報。他說：“這是一個封閉的圈子。你真正回到了‘如果我不能尋找到足夠的資源來復制我自己，我就無法生存’這樣一個概念。”他抓住了他認為是生物競爭本質的東西。現在他可以把這個系統當作知識樂園，當作一個探索和了解共同演化的真正作用的地方。“我將生態系統中的很多現象都列入了研究計劃。我想證明，即使用這個極其簡單的結構，每種現象也都能夠以這種或那種方式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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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德最有興趣研究的生態現象是被英國生物學家里查德·達金斯稱為進化的軍備競賽現象。這就是為什么植物的表層演化得越來越堅硬，越來越能產生有毒的化學驅蟲劑來抵抗害蟲襲擊的原因。而害蟲也演化出更堅硬的顎和更復雜的化學抵抗機制來與之抗爭。在這點上，紅皇后假設又是著名的一例。這個假設來自于《愛麗絲夢游仙境》一書。書中的人物紅皇后告訴愛麗絲，她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奔跑才能呆在原來的地方。進化的軍備競賽似乎是自然界日益復雜化、日益專業化的主要的推動力量，正如冷戰中真正的軍備競賽是日益復雜化、日益專業化武器產生的主要推動力量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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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88年秋季，荷蘭德當然無法就進化的軍備競賽做太多的研究。那時他的生態系統還只是一個書面設計。但在一年左右時間里，這個系統就運作得非常成功了。“如果從非常簡單的生物體開始，只用一個字母來代表生物體的進攻性染色體，用另一個字母來代表防御性染色體，那么我就會看到多字母染色體的生物體（這些生物體可以通過變種來加長它們的染色體）。它們在共同演化。如果一個生物體把攻勢增強了一些，另一個生物體就會增強其防御力量。因此它們越變越復雜。有時它們還會分裂，這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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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德說：“這時我看到，如此簡單的機制能產生軍備競賽和物種的形成，我的興趣更加濃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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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他想了解進化中的一種深層的自相矛盾性。事實上，這種無情的競爭不但導致了進化的軍備競爭，也導致了共生現象和其它形式的合作現象。確實，荷蘭德把各種形式的合作作為自己的研究興趣毫不奇怪。這是生物進化的根本問題，更別說這也是經濟學、政治科學和所有人類現象的根本問題。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上，生物體究竟為什么會相互合作？為什么他們會對輕易就會翻臉的“同盟者”門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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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囚犯的兩難境地”很精彩地揭示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囚犯的兩難境地”最初是由一群數學家從博弈理論發展而來的。這個故事說的是：兩個囚犯被分別關在獨牢里。警方對他們倆共同犯的一個案子進行審訊。兩個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他要么供出他的同伙（即背叛他），要么保持沉默（也就是與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與警方合作）。現在，這兩個囚犯都知道，如果他倆都保持沉默的話，他倆都會被釋放，只要他們拒不承認，警方無法給他們定罪。但警方也完全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給這兩個囚犯一點兒刺激：如果他們其中的一個人背叛，告發了他的同伙，那么告發的囚犯就會被無罪釋放，同時還會得到一些獎賞。而他的同伙就會被按最重的罪來判決，而且為了羞辱他，還要對他施以罰款，作為對告發者的獎賞。當然，如果這兩個囚犯相互背叛的話，兩個人都會被按最重的罪來判決，誰也不會得到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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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兩個囚犯該怎么辦呢？是相互合作還是相互背叛？從表面上看，他們應該相互合作，保持沉默，因為這樣他們倆都能得到最好的結果：自由。但他們不得不仔細考慮。A犯不是個傻子，他馬上就意識到，他根本就無法相信他的同伙會不向警方提供對他不利的證據，然后帶著一筆豐厚的獎賞出獄而去，讓他獨自坐牢。這種想法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但他也意識到，他的同伙也不是傻子，也會這樣來設想他。所以A犯的結論是，唯一理性的選擇就是背叛同伙，把一切都告訴警方，因為如果他的同伙笨得只會保持沉默，那么他就會是那個帶獎出獄的幸運者了。而如果他的同伙也根據這個邏輯而向警方交待了，那么，A犯反正也得服刑，起碼他不必在這之上再受罰款。所以其結果就是，這兩個囚犯按照不顧一切的邏輯得到了最糟糕的報應：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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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現實世界里，信任與合作很少達到如此兩難的境地。談判、人際關系、強制性的合同和其它許多因素左右了當事人的決定。但囚徒的兩難境地確實抓住了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范背叛這令人沮喪的真實的一面。讓我們看看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將自己鎖定在一場四十年的軍備競賽中，其結果對雙方都毫無益處。還有看上去永無止境的阿以僵局，和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永恒傾向。在自然界，看一看過于相信他人的生物也許會被吃掉。所以這個問題又出現了：為什么所有生物體都敢于相互合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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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大部分來自荷蘭德在密西根大學巴奇小組的成員羅伯特·愛克斯羅德組織的一場計算機競賽。愛克斯羅德是一個政治科學家，對合作的問題久有研究興趣。他組織這個競賽的思路非常簡單：任何想參加這個計算機競賽的人都會扮演其中一個囚犯的角色，然后這個程序會被成雙成對地融入不同的組合，參與者就開始玩“囚犯的兩難境地”的游戲，每個人都要在合作與背叛之間做出選擇。但這里有個不同之處：他們不只玩一遍這個游戲，而是一遍一遍地玩上200次。這就是博弈理論家所謂的“重復的囚犯的兩難境地”，這更逼真地反映了某種經常而長期的人際關系。而且，這種重復的游戲允許程序在做出合作或背叛的抉擇時參考對手程序前幾次的選擇。如果這兩個程序只玩過一個回合，則背叛顯然就是唯一理性的選擇。但如果這兩個程序已經交手過多次，則雙方就建立了各自的歷史和在這方面的聲譽。然而，對方的程序將會如何舉動卻極難確定。確實，這是愛克斯羅德希望從這個競賽中了解的事情之一。一個程序能總是不管對手做何種舉動都采取合作的態度嗎？或者，它能總是采取叛賣行動嗎？它是否應該對對手的舉動回之以更為復雜的舉措？如果是，那會是怎么樣的舉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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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競賽的第一個回合后交上來的十四個程序中包含了各種復雜的策略。但使愛克斯羅德和其他人深為吃驚的是，桂冠屬于最簡單的策略：針鋒相對（TIT FORTAT）。這是多倫多大學心理學家阿納托·拉帕波特（Anatol Rapoport）提交上來的策略。針鋒相對的策略以合作開局，但從此以后就采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那就是，針鋒相對的策略實行了胡蘿卜加大棒子的原則。它永遠不先背叛對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是“善意的”。它會在下一輪中對對手的前一次合作給予回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寬容的”。但它會采取背叛的行動來懲罰對手前一次的背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又是“強硬的”。而且，它的策略極為簡單，對手程序一望便知其用意何在，從這個意義來說它又是“簡單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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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因為只有為數不多的程序參與了競賽，針鋒相對策略的勝利也可能只是一種僥幸，但也許不是。在上交的十四個程序中，有八個是“善意的”，它們永遠不會首先背叛。而且這些善意的程序都輕易就贏了六個非善意的程序。為了決出一個結果來，愛克斯羅德又舉行了第二輪競賽，特別邀請人們從針鋒相對策略那里將桂冠奪過來。這次有六十二個程序參加了競賽，針鋒相對策略又一次奪魁。結論是無可爭議的。好人，或更準確地說，善意的、寬容的、強硬的、簡單明了的人，確實總是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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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蘭德和巴奇小組的其他成員對這一切當然深為著迷。“我一直對‘囚犯的兩難境地’深感苦惱，”荷蘭德說。“這是我不喜歡的事情之一。所以看到這個競賽結果我非常高興。這真令人鼓舞。這游戲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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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鋒相對策略的勝利對生物進化和人類事務所具有的深刻含義是顯而易見的。愛克斯羅德在1984年發表的《合作進化》一書中指出，針鋒相對策略能導致社會各個領域的合作，包括在最無指望的環境中的合作。他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自發產生的“自己活，也讓他人活”的原則。當時在前線戰壕里的軍隊約束自己不開槍殺傷人，只要對方也這么做。處于無人區的軍隊根本無法與地方軍隊取得聯系，而且他們當然不會是朋友。但使這個原則能夠實行的原因是，雙方軍隊都已陷入困境數月，這給了他們相互適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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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本書的其中一章中，愛克斯羅德還指出，針鋒相對的相互作用使得自然界即使沒有智能也能產生合作關系。這一章是他與他的合作撰寫人，巴奇小組的生物學家威廉姆·漢彌爾頓共同寫的。在這方面他們舉了地衣等例子：真菌從地下的石頭中汲取養分，為海藻提供了住食，而海藻反過來又為真菌提供了光合作用；金蟻合歡樹為一種螞蟻提供了住食，而這種螞蟻反過來又保護了該樹；無花果樹的花是黃蜂的食物，而黃蜂反過來又為無花果樹傳授花粉，將樹種撒向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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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廣泛地說，共同演化會使針鋒相對的合作風格在這個充滿背信棄義劣行的世界上蔚然成風。愛克斯羅德說，假設少數采取針鋒相對策略的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通過變種而產生了。那么，只要這些個體能相互遇見，足夠在今后的相逢中形成利害關系，他們就會開始形成小型的合作關系。一旦發生了這種情況，他們就能遠勝于他們周圍的那些背后藏刀的類型。這樣，參與合作的人數就會增多。很快，針鋒相對式的合作就會最終占上風。而一旦建立了這種機制，相互合作的個體就能生存下去。如果不太合作的類型想侵犯和利用他們的善意，針鋒相對政策強硬的一面就會狠狠地懲罰他們，讓他們無法擴散影響。愛克斯羅德寫道：“這樣，社會進化的齒輪就會有所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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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出版不久，愛克斯羅德就與荷蘭德當時帶的研究生史蒂芬尼亞·福萊斯特（Stephanie Forrest）共同將這種合作的情形用計算機模擬了出來。問題是，共同演化的一個人群是否能通過基因算法來找到針鋒相對的策略。結果答案是肯定的：在計算機運作之中，會出現針鋒相對的策略，或與之類似的策略，并很快在該群人中流行開來。荷蘭德說：“當這種情況出現時，我們都高舉雙手，三呼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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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荷蘭德談到，研究所的人應該像觀察“鋒面”那樣觀察社會科學時，他指的正是這種關乎合作起源的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