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丘吉爾的上述警告性預言，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都陸續地并且是迅速地變成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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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驟然緊張起來的局勢，使鮑德溫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于是政府決定新成立一個協調各軍事部門的部。關于該部大臣由誰擔任，曾經考慮過經驗豐富的丘吉爾。奧斯汀·張伯倫認為把丘吉爾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極大的錯誤”，并曾在私下和公開場合都表示過，丘吉爾是最合適的人選。但鮑德溫最終卻任命已年近60歲、對高級軍事管理工作缺乏經驗并從未在內閣中任過職的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擔任國防協調大臣。歷史學家泰勒曾就此寫道：“人們認為這次任命是繼羅馬皇帝卡利古拉委派自己的馬執政之后的一件最不可思議的事情。”保守黨之所以任用英斯基普而不任用丘吉爾，原因在于前者是“一位最可靠的人”，而“假使這個新的部門由丘吉爾擔任，那一定會使那些以丘吉爾不參加政府作為反軍國主義保證的自由黨人和中間派引起恐慌，并且這等于不聽從負責解釋黨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見；而且，一旦鮑德溫退隱，這豈不是又得引起一場由誰繼任的爭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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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吉爾原來對得到這一職位抱有希望。此時卻感到“這一次確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門外，使我不能參與我們的防務工作，這對于我實在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不過，久經宦海沉浮的丘吉爾小心地控制著自己的感情，甚至在辯論中更加平心靜氣，顯出鎮靜、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態度。鮑德溫用盡一切權力來對付曾經不斷無情揭露其錯誤的丘吉爾，是因為鮑德溫不愿得罪黨內的多數，著眼于使鮑德溫自己能夠在兩屆選舉中過安定日子。丘吉爾對此看得很清楚，但他更懂得禍福相依、風云變幻的道理，所以他不僅仍然抱著希望，等待時機，而且認為“假使沒有這種無法估計的和無窮無盡的變幻，人生的戲劇就會變得索然寡味了”。丘吉爾在多年以后回憶起這些挫折時，甚至認為鮑德溫幫了他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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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使我沒有卷入其后三年內閣所有的妥協和不盡責之事中；假使我當了大臣，那么，打起仗來，就得要對必定被證明是極不充分的國防工作負直接的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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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吉爾又重新以較大的精力投入寫作。他把從凡爾賽和約起到當時止其間發生的全部歷史過程列出一個大綱，準備寫一本書。他甚至已寫出了第一章。這一章后來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的一部分。此外他還于1936年底開始了《英語民族史》一書的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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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6月6日，一直密切注視著英國戰備工作的丘吉爾，以私人身份替國防協調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寫了一個備忘錄，主張重新成立軍需部，以保證戰備物資的生產供應。但是直到1939年春，政府始終沒有采取有效的行動來成立車需供應部，也不準備對英國軍火生產采取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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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1月12日，在下院對首相的答辯進行質詢時，丘吉爾對疏于戰備的政府和首相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他說：“政府根本沒有下決心，或者他們根本不能使首相下決心。因此他們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決定不作決定，決心不下決心，堅決猶豫不決，堅定不移地動搖，竭盡全力無所作為。我們就這樣，月復一月，年復一年——這些對英國的偉大也許至關重要的寶貴光陰，都讓蝗蟲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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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底，丘吉爾應邀在保守黨外交委員會所作的一次秘密演講中，對英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作了精辟的論述。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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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四百年來的對外政策，就是反對大陸上出現最強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國家，特別是防止低地國家①落入這個國家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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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 style="FONT-SIZE: 9pt">①低地國家，指荷蘭和比利時。</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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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今天究竟哪一個國家是最強大的，是力圖用暴力和危險的手段來稱霸歐洲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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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吉爾明確指出，這個國家不是陸軍最強大的法國，而是法西斯德國。德國正在以其歷史上空前未有的規模擴充軍備。在法西斯專制統治下，德國的經濟日益困難，不滿情緒日益增長。這樣，獨裁者很快就不得不在經濟財政崩潰和內亂，或者發動戰爭這二者之間作出抉擇。而這場戰爭的唯一目的，或者說德國取勝后的唯一結果，就是納粹統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歐洲。所以，丘吉爾認為，“一戰”時期發生過的情況現在又再次出現了；而要拯救面臨戰禍的英國，必須再一次聯合歐洲的一切力量來約束、抑制并挫敗德國的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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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吉爾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國際聯盟這個極端重要的機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因素。他說：“國際聯盟實際上是英國的概念，它和我們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動極其和諧一致。還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觀念以及我們歷來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國為基礎的和平觀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們相信，支持和加強國際聯盟將證明是維護我們島國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維護我們向來認為同我們利益息息相關的偉大的人類事業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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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吉爾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況之后，概要地提出了三個命題：第一，英國必須反對未來的霸主或潛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現在的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有著龐大的軍備，發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未來的霸主這個角色；第三，國際聯盟應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許多國家聯合起來，同時，英國政府也應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以控制未來的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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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停頓地對戰爭的危險發出有力警告的同時，丘吉爾也不斷地為英國與法國進一步加強合作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事變而大聲疾呼。他反復強調：“英國的安全是同法國的安全密不可分的。”1936年11月18日他說：“法國和英國以極不相同的道路找到自己通往自由的途徑。但是我們都到了這里，并肩而立。我們站在一起，給我們找麻煩就很危險，摧垮我們就很困難。那些顯示出傳統、復興了納爾遜的艦隊和拿破侖的大軍的人聯合起來，不會成為任人輕易捕食的獵物。但是如果在那些武德之上再加上公正與自由的至上信念，那么他們就是不可征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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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年多以后他還曾說過：“大不列顛和法蘭西必須為互相保護而站在一起。這就是兩個國家偉大安全之所在。公開講明這一點，不必隱瞞……將兩國的防務問題當作一個問題來看待。這樣你就會有遏制不招自來的侵略的強大威懾力量。如果威懾未能奏效，你也將有對付侵略者的極為有效的方法……在走了這么遠之后，除了同法國結成公開的防務聯盟再無激流勇退的出路。松散的義務不行，雙方都要有明確的義務和人員全面交叉的安排。”他還在《每日電訊報》上發表文章說：“如果法國垮掉了，那么一切都會垮掉。納粹對歐洲的支配，以及潛在的對世界很大部分的支配，都將是難以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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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3日，英王愛德華八世堅持要與他所摯愛著的一個美國離婚女人、沃利斯·辛普森夫人訂婚導致的遜位危機，立即把別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次要的地位上了。愛德華八世是在喬治五世于1936年1月逝世后繼位的；他的加冕典禮預定于1937年春天舉行。他愛上的辛普森夫人已經離過一次婚，此時正在辦理與第二個丈夫離婚的手續。國王的這一選擇嚴重地違反了宮廷儀規，也使英國人在心理上無法接受和感到難堪。鮑德溫在經國王親口證實消息的真實性后，警告他說這可能意味著必須遜位；國王拒絕接受勸告。對國王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并在這件事上同情國王的丘吉爾，曾勸辛普森夫人不要離婚，也不要在正式場合以國王伴侶的身份露面；國王亦未接受這一意見。后來丘吉爾又呼吁不要作出不可挽回的決定，希望過幾個月再談論是否退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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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上立場不同的人也都想借此事件改善自己的地位。丘吉爾的密友比弗布魯克想借機把鮑德溫拉下首相的寶座，推出丘吉爾取而代之。而鮑德溫前不久在下院因發表為避免選舉失敗而不顧國家安全的言論弄得威信掃地，則想借機改善自己一落千丈的政治形象。他得到了下院幾乎一致的支持，也與反對黨領導人和各自治領總理通了氣，決定如果國王不改變主意就促其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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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4日晚上，國王決定立即退位并將決定通知了鮑德溫。12月11日，議會通過了遜位法。第二天，國王的弟弟約克公爵被宣布為新的國王，號喬治六世。1937年5月12日，喬治六世舉行了加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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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處理英王遜位危機中，鮑德溫以巧妙的政治手腕，使新老國王之間的交接過渡得十分平穩，使英國本土及各自治領都保持了穩定，這為他贏得了普遍的贊譽，也使他自1936年1月以來一直不夠安穩的首相地位完全穩固下來。這位善于明哲保身的首相的最明智之舉是能夠激流勇退，在新國王登基之后的半個月，鮑德溫在“公眾的感激和尊敬的熱烈氣氛中”從首相職位上引退了。接替首相職務的是以綏靖政策而在英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前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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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兒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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