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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丘吉爾要想在政治上恢復自己的聲譽就不是那么簡單了。達達尼爾事件給他造成的損害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他的演講往往被“達達尼爾的事怎么樣？”的叫喊聲所打斷。因此，他渴望政府盡快公布有關達達尼爾海峽和加利波利戰況的文件。議會中要求公布有關此事文件的呼聲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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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奎斯本來并不愿意公布有關文件，但是他也不能完全無視議會的要求。最后找出的折衷辦法是成立一個皇家委員會專門聽取有關證詞，并負責提交一份有關此事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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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達尼爾海峽戰事調查委員會由克魯默勛爵主持。1916年9月，該委員會開始聽證。丘吉爾于9月25日開始作證。他對調查委員會聲明，強攻達達尼爾海峽的計劃，在批準實施時得到了有職有權的海務大臣們和海軍顧問們、首先是費希爾的明確支持；他本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經海軍專家們的同意之后才做的。但是，“我在這里要為對我提出過內行的勸告和那些參加戰事的人辯護。這包括所有的人而無一例外。因此，我要說，我不希望將責任轉嫁到在海軍部任職的任何一位軍官身上”。丘吉爾認為，“對這些戰事進行非難是毫無根據的，因為其中涉及到偶然的因素和變化無常的因素。所有的戰爭都是玩骰子游戲。勝利只能同各種冒險交織在一起”。不過他也承認，在導致失敗的原因中也有一些人為的因素，其中陸軍反復變化的態度使基奇納應負一定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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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4日，調查委員會舉行會議審查丘吉爾的證詞。他所說的大多數情況被費希爾所確認。費希爾稱贊了丘吉爾，說“他具有勇氣和想象力！他是一位富有戰斗精神的人！”此外費希爾還指出，達達尼爾戰事最熱烈的支持者是繼任海軍大臣的巴爾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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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1月調查委員會發表了第一個闡明此事的報告，其中對丘吉爾進行了批評，認為他未能確保把“海軍顧問們的看法明確擺到戰時委員會的面前”。但報告主要的批評對象是首相阿斯奎斯和陸軍大臣基奇納。首相在3月19日至5月14日這一期間沒有召開過戰時委員會，同時戰時委員會的會議記錄給人以含含糊糊和缺乏精確性的感覺。報告批評基奇納未能好好利用總參謀部，從而導致“指揮混亂和缺乏效率”；此外，他在調派軍隊方面也有貽誤戰機的問題，因此曾遭到丘吉爾的抗議。但是由于基奇納已于1916年6月在去俄國途中溺水身亡，所以他既不能接受批評也不能為自己辯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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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丘吉爾對這份報告并不滿意，認為它“粗枝大葉，很不精確”，但他在下院仍說它是“一項公正的文件”。對于丘吉爾來說最為關鍵的是，“迄今由我一人承擔的責任，現在由這個國家從議會、軍隊和艦隊的整個一代人中涌現出來的一批最杰出的人來分擔了。”因而他卸下了一個沉重的政治上的大包袱，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政治上的被動局面，為他東山再起帶來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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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間，丘吉爾在下院顯得相當活躍。他經常作為反對派前座議員的發言人，發表措辭強硬的演說來批評政府。他對后方的大量兵力浪費現象提出批評，為傷亡慘重的前線部隊抱不平；他主張在印度和非洲奉行一項積極的募兵政策；他對把傷愈士兵再派往前線提出異議，認為應征召未服過役的人去代替；他對法國戰場上的大規模進攻戰提出疑問，認為代價太大而并未達到消耗敵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他還對英軍后勤保障工作中的缺陷提出了有理有據的指責；他認為應對航運業實行國家控制，降低運輸費用；他主張對食品實行定量供應，以取代單靠提高售價來限制消費的不妥對策，因為漲價是“最殘忍、最不公道的做法”，對普通人是不公平的。在下院之外，丘吉爾還花費時間就公共政策中的一些緊迫問題寫了許多文章，試圖在輿論界直接施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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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內部，勞合—喬治在許多政策問題上的主張與丘吉爾極為相似。勞合—喬治對首相阿斯奎斯的許多做法心懷不滿，早有意圖動搖阿斯奎斯的地位以取而代之。曾經有過幾次大的政策分歧，勞合—喬治以辭職相要挾使阿斯奎斯作了妥協。但是時至11月初，政府在關于尼日利亞的敵產政策問題上又發生重大分歧，使雙方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下院就此問題進行了投票，321票對117票的結果使首相一派敗北。勞合—喬治將這次投票結果看成是向阿斯奎斯發難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標志，他向首相發出最后通牒，要求大幅度改組政府，建立一個指揮戰爭的小型委員會，把戰爭的指揮權由首相等少數閣員手中移交出來，要求政府采取更大的步驟以確保戰爭的勝利。阿斯奎斯拒絕交出權力，于是勞合—喬治提出了辭職。當保守黨領袖博納·勞在比弗布魯克勛爵的勸說下轉而支持勞合—喬治時，阿斯奎斯也不得不提出了辭職。12月6日晚，英王召見勞合—喬治，要求他出面組成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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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吉爾本來以為勞合—喬治的新政府中會有他的一席之地，但事實并非如此。由于保守黨領袖博納·勞的頑固反對，勞合—喬治只好把丘吉爾排除在政府之外。丘吉爾知道后極為生氣，從F·E·史密斯家中憤然而去，認為勞合—喬治“對我不好”。其實他并不知道事情的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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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勞合—喬治與丘吉爾在過去曾有過一些分歧，但勞合—喬治對他相當了解，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本來勞合—喬治有意讓丘吉爾參加新政府以發揮他的才干，但來自保守黨的強烈反對使他未能如愿。勞合—喬治曾就此事在回憶錄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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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斯頓·丘吉爾曾是第三位自由黨的大臣，他可能成為政府的重要參加者，是當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當首相時，他已經有幾個月不當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黨黨員。他出眾的智慧、不容懷疑的勇氣、孜孜不倦地認真研究軍事藝術的精神，能夠使他成為戰時內閣的一位重要成員。在這里，他那容易沖動和喜怒無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見在被采納前可以經過討論和檢查。像他那樣性情急躁和智慧無窮的人需要嚴格控制。遺憾的是，保守黨大臣，除了巴爾弗和愛德華·寇松以外，都一致堅決反對他參加政府。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把排除他作為自己參加各部領導的先決條件。博納·勞特別不信任他。我盡了一切努力想要說服博納·勞不要反對丘吉爾，并提出理由說，讓丘吉爾當個批評家要比他作為政府的一個成員更加危險……博納·勞回答說：‘我寧肯讓他始終都是我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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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種情況，我感到十分遺憾。我不能為了讓丘吉爾能領導一個部而冒有損于政治聯合的危險。政治聯合是政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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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0日，勞合—喬治通過他們共同的朋友喬治·里德爾帶口信給丘吉爾，向他表示了歉意；并答應一有機會就幫助丘吉爾。勞合—喬治的確這樣做了。他先建議讓丘吉爾擔任航空委員會主席；當這一嘗試失敗后，他又安排丘吉爾擔任軍需大臣。這一次勞合—喬治做得既巧妙，又果斷，他先把反對丘吉爾的主要人物諾思克利夫安排出使美國，然后改派現任軍需大臣艾迪生去負責研究戰后重建問題，接下來未同博納·勞進行磋商，就宣布了對丘吉爾的任命。這一冒著政治風險的任命成為既成事實，使被排擠出政治圈外長達20個月之久的丘吉爾又重返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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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描，雪兒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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