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不會因此而使戀人避而遠之？ 

　　你如果認為這些問題尚且事不關己，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其實它們正在一步
步逼近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半年前曾在自己設立的英文網站上做過一個非正式的問卷調查，標題是
“基因時代來臨了，我們準備好了嗎？”，其中一項就是詢問是否有人因為基因
上的BUG而在社會上有過不愉快的經歷。在回應的九十幾份調查表中，有近三分
之一的人都選擇了“YES”。在隨后更加具體的問題里可以進一步了解到，這里
面有一部分人是在做了基因診斷后發現自己攜帶有某種基因缺陷，而相當多數人
僅僅是因為自己的家系中有過遺傳病患者而被別人想當然地視為攜帶者（在基因
檢查尚未普及之前，可能更多的人都屬于這種情況）。他們有的是在申請人壽保
險時遇到些麻煩，保險公司要求他們支付更多的投保費；有的則在找工作時明顯
感到公司的老板對他們缺乏誠意，當然這些老板不會而且也不敢坦言事實，但他
們總是會用各種各樣其他的理由加以搪塞；還有些年輕人則正在為戀愛問題大傷
腦筋。 

　　其中令我影響最深的，是有個人在問卷的附錄里提交了一份數百字的文章，
向我詳細描述了他當時進退兩難的局面。原來他攜帶有一種基因缺陷，但一直對
他的女友諱莫如深，本來準備把女友“騙進”，但沒想到隨著兩人感情日益加
深，這個人越來越感到愧疚，經常猶豫該不該坦白。如果向女友坦誠相告，怕她
會離自己而去；但如果繼續隱瞞，又無法承受良心的譴責。唉，塵世間最痛苦的
事莫過于此。 

　　更加值得人們關注的是，現在的基因檢測范圍已經遠遠不再局限于那些染色
體病和單基因遺傳病，而是把觸角延伸向遺傳模式極其復雜的多基因遺傳疾患。
比如腫瘤、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哮喘、糖尿病、精神分裂癥等等，幾乎覆蓋
了人們大部分常見疾病。這些疾病的形成往往需要有多個基因的共同參與，還要
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然而，盡管這些疾病并不像囊性纖維病變那樣具有明顯的
遺傳模式，但這類疾病患者的直系親屬患同樣疾病的風險大大超過正常人群。 

　　以精神分裂癥為例，父母都正常的，其子代患精神分裂癥的風險小于
0.5%；但如果父親是患者，子代患病的風險就有43%；而母親為患者的話，子代
患病的風險為56%；至于父母雙方均為患者，子代患病的風險更是高達67%。 

　　可見，如果檢測到這類疾病的某個或某些基因，可能就意味著你與不帶有這
些基因的人相比，患這種疾病的幾率較大。當然，具體幾率的大小視不同疾病而
各有差異。 

　　在這類所謂的“低表現度基因”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BRAC1與BRAC2這兩
個與乳癌相關的基因, 另外BRAC1還和卵巢癌有一定聯系。 

　　現在只要你愿意花錢，就可以在較大的基因檢測中心進行這兩個基因的檢
查。但由于費用比較昂貴，并且其對癌癥的預見能力有限，直至目前為止，真正
去做檢測的人還不多。而且對大多數人來說，最關鍵的是如果檢測結果呈陽性，
應該采取什么合理的措施？是不是為了保險起見，就像已經明確患上乳腺癌那樣
去進行乳房切除手術？這種以犧牲乳房換取安全的做法，代價是否過于沉重？畢
竟，即使有了這兩個基因，仍然需要很多其他誘發因素如嗜煙、嗜酒、營養不良
以及其他一些遺傳因素的參與，才會最終導致癌癥發生。 

　　如果基因咨詢師在看到受檢婦女的陽性結果，聳一聳肩說：“目前沒有必要
施行手術，但一定要提高警惕，經常自我檢查，一旦發現異常即時就診。”這無
異于在這個受檢者頭上懸掛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整天惶惶不可終日。像這樣
以憂慮換安全的辦法是否也同樣欠妥當呢。順便提一句，憂慮本身也不利于身心
健康，保不準最終不是由于缺陷基因，而是日積月累的長期憂慮誘發了癌癥發
生。 

　　基因檢測技術向我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困惑和迷惘的大門，而這諸多問題的根
源在于：我們現在對這些基因上的BUG還缺乏十分有效的治療方法。 

　　所以現實的情況是：我們有能力去發現一些我們尚且無法解決的問題。結果
把我們弄得一個個都得像哈姆雷特那樣，反復在腦海里思考“究竟是檢測呢，還
是不檢測？檢測還是不檢測？” 


<font color=green><b>終極解決之道</b></font>
　 
　　雖然我在前面說過，人們現在對這些基因上的BUG還缺乏十分有效的治療方
法，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對這些BUG就束手無策。事實上，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
嶄露頭角的基因治療，非常有希望最終成為修復BUG基因乃至治療很多疾病的終
極之道。 
 
<font color=green>阿西的故事</font>
　 
　　基因治療最經典的成功例子要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中心的醫療組于1990年為
一個四歲的女孩阿西進行的基因治療。 

　　接受治療的患兒阿西由于DNA上的一個缺陷基因，導致她免疫系統中的T細
胞無法產生ADA（腺苷脫氨酶）而死亡。阿西的免疫系統終日不設防，即使是一
些非常輕微的感染就會致于死地。結果阿西只能整天呆在與外界隔絕的玻璃罩
里，甚至送入的食物、物品事先都要經過嚴格消毒。 

　　阿西曾求助過其他一些治療方案，但健康狀況依舊迅速惡化。最后，在萬般
無奈之下，國立衛生研究中心的米歇爾和弗倫奇決定對她進行世界上首例臨床基
因治療。 

　　基因治療師首先把阿西體內的T細胞抽取出來，暴露于經過改造的鼠白血病
病毒，這些病毒已經被完全除去了它們本身的有害基因，取而代之的是人類ADA
基因。接著，改造過的病毒就開始侵入T細胞，“挖出”其DNA上的缺陷基因，
換上正常基因。隨后，這10億個左右這種已經被修復的T細胞重新輸回阿西的
靜脈。整個滴注過程僅僅花了28分鐘。在隨后的兩年內，又重復進行了10余次
治療，阿西血液中的ADA已經達到了足以建立起有效的免疫系統的地步。接下來
幾年，為了保險起見，阿西除了遵循醫囑繼續注射一種ADA補充劑外，沒有再施
行基因治療。定期檢測表明阿西體內修復好的T細胞存活良好，繼續產生ADA
酶。 

　　今天，阿西已經過上了她夢寐以求的普通人的生活。不過，阿西永遠不再會
是一個普通人。因為她是世界上第一個接受基因治療而且取得成功的人，她將被
載入史冊。如今在很多媒體上，你都能夠看到阿西抱著洋娃娃，胖乎乎的臉蛋上
露出可愛的微笑。 


<font color=green><b>成功的背后</b></font>
　 
　　基因治療，簡單的說，就是用正常的基因來取代患者體內的缺陷基因。然而，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會發現這樣一個貌似簡單的過程實則蘊藏著一系列令人深
感棘手的難題。 

　　正常基因的獲得通常不是什么問題，但如何把正常基因導入靶細胞的細胞核
中去，卻著實令科學家費了不少腦筋。最終，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臭名昭著”
的病毒。病毒這種自然界最簡單的生物，雖然僅僅包含一小段DNA或RNA和一個
蛋白質外殼，卻具有非凡的感染能力，能夠鉆入宿主的細胞核。而這種能力，正
是我們所需要的。 

　　科學家利用生物工程的方法首先將病毒DNA上對人體有害的基因去除，再把
治療用的基因重組進去。這種經過改造的病毒不僅已經喪失了原來的毒性，而且
攜帶了治療基因，同時還承擔了將其安全送達目的地的艱巨任務。如果這時我們
還繼續稱它們為病毒，未免大大的不妥。我們鼓勵浪子回頭，難道還不能給病毒
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因此這些改良后的病毒重獲新生后擁有了一個與其擔當的
角色相稱的名字——載體。 

　　既然身為載體，我們當然希望它們能夠盡可能多地把攜帶的貨物運送至目的
地，具體地說，就是把有治療作用的基因導入靶細胞的DNA中去。在目前看來，
只有逆轉錄病毒載體和腺病毒相關病毒載體能夠擔此重任，因為只有這兩類載體
才能夠使轉移DNA穩定地整合于靶細胞的染色體DNA中。 

　　在實驗室的培養皿里，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把基因插入靶細胞，改變這些細
胞的特征，使這些離體細胞里的BUG基因得到修復。但是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問
題就要復雜得多。 

　　在人體中，這些載體要想抵達細胞核，必須要能夠突破重重障礙。首當其沖
的就是人體自身的免疫系統屏障。盡管我們已經把這些病毒改邪歸正，并且還委
以重任，可是我們自身的免疫系統卻對此一無所知。不論你怎么喊“它們是自己
人！自己人！”免疫系統依舊將這些善意的大使視為邪惡的入侵者，不問青紅皂
白地展開大規模圍剿行動，分泌出許多特異性抗體與載體結合，產生治療所并不
期望的炎癥反應。這些炎癥反應，輕微的話僅僅在注射局部略有點腫脹，但如果
嚴重的話，甚至可以累及生命。1999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報道了一個基因治療
后不久就死亡的病例。一個18歲基因缺陷病人在接受實驗性基因治療后24小時
內，開始出現發燒、嘔吐、背部疼痛等癥狀，隨后因呼吸窘迫綜合癥而不幸死
亡。負責調查這一事件的人員懷疑，死亡的原因很可能正是機體對治療所用的腺
病毒載體產生過分強烈的免疫反應。 

　　接下來，那些沒有被免疫系統殲滅的載體正在慶幸安全到達靶細胞時，馬上
就發現負責保護靶細胞DNA的核膜就像一位刻板的看門人，無論是敵是友統統拒
之門外。 

　　最后，好歹總算有一部分載體幸運地通過層層屏障，把攜帶的基因整合到靶
細胞染色體DNA上。但這并沒有意味著一切已經大功告成。由于治療基因插入靶
細胞DNA的位置通常是隨機的，如果不巧的話，有可能因此而破壞了靶細胞DNA
上一段功能重要的序列，反而帶來新的危害。還有一種可能，治療基因插入到一
段處于休眠狀態的DNA序列，平常它們根本就沒有機會打開或者開放的機會很
少，顯然這也無法起到治療效果。 

　　最后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即使治療基因成功地開始工作，但這種無休止的轉
錄常常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對于很多疾病，尤其是那些激素缺乏類的疾病，我
們希望治療基因能夠在合適的時間進行適度的表達。否則，基因迅速地轉錄并合
成大量激素很快就會達到極為危險的水平。這就要求我們在加入治療基因的同
時，還要安裝一個調控裝置。如果更加精細的調控（諸如基因轉錄的加強和減
弱）還顯得勉為其難的話，至少應該能夠控制基因的開和關。一種初步的設想是
通過藥物來進行人為調節，吃一粒藥片，開啟一部分基因，吃得越多，開啟的基
因也就越多，只要你停止服藥，打開的基因就會逐漸關閉。這種“藥片控制法”
雖然稍嫌繁瑣，卻總算能夠解決不少實際問題。然而即使是這樣原始的方法目前
還只僅僅處于設想階段。 

　　基因治療面臨如此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困難，我雖然天性樂觀，也實在懷
疑基因治療能否在未來15年內得到較為普遍的臨床應用。目前的狀況是，大多
數基因治療實驗在FDA的一期人體測試過程中，就因為安全性能不夠穩定而被拉
下馬來；還有一些則在二期測試中被證明無效；真正能夠闖到臨床檢測第三關的
已經所剩無幾。 

　　其實對此我們不必感到奇怪，更不應因此而對基因治療的前景看淡。 

　　由于FDA的審批對象大多是對人體健康關系重大的藥物或治療方法，FDA的
檢驗之嚴格達到了近乎吹毛求疵的地步。我常常開玩笑說，如果微軟公司的視窗
操作系統去經受FDA的檢驗，系統有那么多BUG，一定早在第一期就被淘汰了。
在通常情況下，即使是開發一種普通的藥物也要花將近10年時間才能通過FDA
的審批重大A幾載體和腺病毒相關病毒載體能夠擔當此重任，因為這兩類載體
才，更何況對于基因治療這樣一種開創性、革命性的治療方式！ 

　　基因治療一旦成功（我這里所指的不是個別病例的僥幸成功，而是在普遍意
義上的具有穩定療效的那種成功），人們將會真正迎來健康的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