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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來，企業并購之風席卷全球，銀行業尤甚，早先的東京銀行與三菱銀行并購案（1996）。大通銀行與化學銀行并購案（1996）以及瑞士銀行與瑞士聯合銀行并購案（1997）都曾轟動一時。1998年4月銀行并購再掀高潮，先是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達成合并協議，組成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務企業，隨后全美排名第五的美洲銀行又與排名第三的國民銀行合并，與此同時第一銀行又與第一芝加哥銀行合并而成為全美第五大銀行。據統計， 1998年上半年僅美國銀行業的并購市值就高達2396億美元，超過了過去三年的總和。面對這一系列銀行并購案，國際金融界一直給予足夠的重視，并將之歸為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產物，早在去年12月，美國第一銀行董事長約翰·麥科爾就預測說：我認為將出現越來越大的交易，這個行業5年后會怎么樣？我認為將有五六家大銀行。那么，銀行并購是否就是一種理性的市場行為？只有對銀行并購的成本和并購動機的特色與成因以及中國銀行業發展的市場空間進行一番分析才能得出清晰的判斷。 一、銀行并購的成本 銀行并購的成本可分為兩類：一是微觀成本，即并購銀行本身為并購所付出的代價；二是社會成本，即社會為銀行并購所可能的付出。微觀成本主要有以下幾項： 1．直接的并購支出。銀行并購一般有三種方式即現金收購、換股收購和綜合證券收購，每一種收購方式都會帶來直接的并購支出。在現金收購中，收購銀行需要支付一定數量的現金，以取得對目標銀行的所有權，從而形成收購銀行一項現金負擔。在換股收購中，收購銀行需將目標銀行的股票按一定比例換成本銀行的股票，對于收購銀行來說雖不需要支付大量現金，但新增發的股票改變了銀行原有的股權結構，導致了股東權益的淡化，甚至有可能使原先的股東喪失對銀行的控制權，所以實際上也等同于支付了收購費用。至于綜合證券收購，其出價不僅僅有現金、股票，而且還有認股權證、可轉換債券和公司債券等多種混合形式，因此收購銀行的支出也就是多元的，包括支出現金、分散股權和增加債務。直接的并購支出，也被稱為并購的價格，如今隨著并購案的增多，并購的價格也直線上升，在美國1990年收購銀行的平均出價為目標銀行資產總值的1．47倍，而1996年國民銀行對巴尼特銀行的收購價高達資產總值的4倍和年收入的24倍。 2．各種市場中介費用。銀行并購需要多種市場中介機構的參與，比如投資銀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團等，其中以投資銀行的費用最高。投資銀行廣泛參與銀行并購業務，從中收取酬金，通常按收購價的一個百分比計算，大致有三種計算方式：（1）收購價格越高，百分比越低。這種酬金結構通稱為5-4一3一2一1雷曼公式（Lehman formu1a），即酬金是第一個100萬美元的5％，第二個100萬美元的4％，第三個100萬美元的3%，第四個100萬美元的2％和任何超出量的1％。（2）不論收購價格高低，均采取固定的百分比。典型的固定百分比是收購價格的2％～3％。（3）如果收購價格比預定的優惠，則在一個固定的百分比上再加上鼓勵酬金。此外，若是杠桿收購，收購銀行還得對投資銀行的貸款支付較高的利息。由此可見，投資銀行從并購中所獲甚豐，他們總是并購的積極推動者，所以有人認為，90年代以來并購熱潮很大程度上是投資銀行推動的結果。 3．整合成本。收購銀行與目標銀行作為兩個不同的企業，在管理模式、財務資料、企業文化等諸方面都會有著顯著不同，現在被合并成一家銀行，就得對這些相異點進行整合。顯然，財務資料的更換。企業文化的重建都會產生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在當今信息化社會中更值得關注的是計算機軟件整合所帶來的風險。比如對在同一地區經營的第一銀行和芝加哥第一銀行來說，要有效地進行合理化調整，就必須迅速解決分行網和不同技術銜接的困難。90年代以來，美國銀行業掀起了多次信息革命熱潮，其中1995年的主題就是銀行并購的信息整合，其難度由此可見一斑。 不同企業傳統文化的差異也是金融并購的主要障礙之一。比如，股票經紀人和保險代理人之間就存在顯著差別：前者的特點是回報率低，業務數量多；后者的特點則是回報率高，業務數量少。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羅莎貝絲·M·坎特針對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合并案說：我認為桑迪，韋爾與他在花旗銀行的同事是才能出眾的人，但如果他們不是研究人性和組織的天才，那么他們的合并就只能是一個神話，一種幻想。由于這種傳統文化差異很難消除，并購銀行只好采用了一些變通辦法來減弱其不利影響，基本方案有兩種：一是采取了多種平行組織，也即在一面共同的公司旗幟下，允許各類機構的運作基本保持各自完整性。這種辦法有助于保持品牌名稱，同時也便于對不同金融服務進行管理，但是協調與控制的難度加大。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合并就采取這種方案。二是采取與早期并購風潮中出現的松散企業集團相類似的辦法，即讓每個部門爭取最優經營成果，并支持較弱的兄弟部門。顯然，當以組成一個綜合服務型公司為最終目標時，這種方法并不合適。 4．并購失敗風險。銀行并購并非總是一帆風順，往往要經受四重考驗：首先，收購銀行股東未必贊成，正如上文所說并購會稀釋股權或增加現金支出，股東可能不愿意承擔風險，從而在股東大會上將收購方案予以否決。其次，由于被收購至少對目標銀行經理階層的既得利益構成損害，目標銀行可能會作出反收購努力，諸如進行股份回購。尋求股東支持。再次，反托拉斯法和兼并準則的限制。銀行不同于一般企業，各國監管當局都對銀行兼并給予格外關注，在美國，限制銀行并購就有三部法律： 1927年的麥克菲頓一佩拜法（Mcfadden Peppen Act），該法規定，除非州政府特別許可，銀行不得跨州設立分行；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G1ass Steagall Act），該法禁止商業銀行涉足私人企業發行的債券。股票承購包銷等投資銀行業務； 1956年的銀行持股公司法（Bank Holding Company Act），該法規定銀行持股公司在并購非銀行業務公司后，新公司只能限于從·事和銀行業緊密相關的業務，而不得從事非銀行業務。倘若并購失敗，收購銀行的股價勢必大跌，而為并購所支付的一切費用也自然付之東流。 對于銀行并購的社會成本，也可以列舉出四方面： 1．過分壟斷可能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大規模的銀行并購直接導致銀行數目的減少，美國在1920年有30000家銀行， 1985年為15000家， 1996年則只剩下9530家，有人估計銀行家數將較快地下降到1000家；現在加拿大、英國分別有53家和212家銀行，都較從前大大減少了。銀行數量的減少表明消費者和客戶的選擇余地少了，競爭的缺乏將不利于降低費用。對于大銀行是會把節省下來的錢用到消費者身上，還是利用他們的壟斷地位提高收費標準，美國公益調查咨詢公司曾作過調查，結果表明銀行擴大意味著費用提高，較大的銀行用壟斷力量來向消費者收取高于小銀行和信用社協會的費用。例如美洲銀行和國民銀行合并之后，將會控制全美各地大約1．5萬臺自動取款機，一些金融分析家就認為，由于有那么龐大的一個網絡，它就可以無所顧忌地收取使用自動取款機的費用。 2．超大規模帶來的經營風險。銀行并購雖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銀行體系的穩定，但潛在的威脅并沒有消除。大銀行也會破產，當其陷入困境時，對其營救更加困難，其破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范圍更大，更容易沖擊全球金融市場，大而不倒的神話已由韓國的事實得到證偽。25年前，美國有10家資產超100億美元的銀行，然而今天這10家中只有5家仍由原來的業主所擁有或者經改組后由接收的繼承者所擁有。在當今金融創新日新月異的情況下，大銀行更有實力去做高風險投資，這使銀行的基礎顯得十分薄弱。一旦投資失敗，即使是資本雄厚的大銀行也難逃厄運，巴林事件、大和事件即是例子。 銀行規模過大，也就失去了靈活性。中小銀行面臨著激烈的競爭，易于不斷調整自己的經營方向，以適應市場，而大銀行自身的問題常被掩蓋，而一旦問題暴露，改革起來就相當困難。 90年代以來，銀行并購呈現出一種趨勢，即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互相兼并。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實行分業經營固然不能適應當今經濟金融發展的現實，但這三者的性質確實不一樣，風險度也大不相同， 80年代以來的大規模銀行危機幾乎都與證券投資失敗有關。當前美國國內用來反對銀行并購的有力證據就是80年代爆發的那場延續十年之久的儲貸協會危機。產生于1831年的儲貸協會原本為一帶有慈善性質的封閉性團體，其功能在于集中會員的小額存款，然后對會員發放住房貸款。1980年，國會通過的《1980年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案》（DIDMCA）首次允許儲貸協會接受支票存款。提供浮動利率抵押貸款、消費貸款以及信托業務等傳統上屬于商業銀行的業務；1982年，國會通過的加恩一圣·杰曼（Garn一St．Germain）法案首次批準儲貸協會可以做安全和不安全的商業貸款，包括劣質債券（junk bonD)；1986年，規定存款利率上限的0條例取消。這一切刺激了儲貸協會的迅速擴張，大肆進行投機經營，廣泛涉足證券、保險和擔保等新領域。但到了1985一1986年，由于油價下跌引致西南部經濟普遍衰退，儲貸協會的投資無法回收，以致紛紛磁產，進而直接導致為其存款提供保險的聯邦儲貸保險公司（FSLIC）的保險基金于1987年耗盡，無法履行所承諾的賠償保險金的義務，社會對金融界的信心發生動搖。在解決儲貸協會危機過程中，美國財政用于救援和清理的資金前前后后達到1500億美元（按現值折算），可謂耗資巨大。 3．金融監管困難。對于金融監管當局，銀行并購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銀行數目的減少使監管當局可以集中精力對付若干家大銀行，另一方面銀行并購后又會給監管帶來新的挑戰，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合并后的銀行會形成一個總合的力量來對付金融監管，影響立法機構、監管機構的決策；二是在多數國家金融監管是由不同的機構依據不同的金融業務領域實施監管，而合并后的銀行廣泛涉足各個金融領域，這就會形成同一銀行被多個金融監管機構監管的局面，由此產生多個金融監管機構間的協調問題。目前對美國銀行監管的大部分權力在州一級，新的超級銀行的出現將大大增加由聯儲和通貨委員會掌握的中央控制權，顯然這會引起監管權力的重新劃分。 4．并購帶來的大幅度裁員問題。銀行并購的直接動因之一就是降低成本，因而往往是通過關閉分行俏減員工而達到的。巴伐利亞聯合銀行與抵押銀行合并后就期望未來5年內每年節省10億馬克的人事業務費用。下表反映了近年幾起銀行并購所引發的裁員數量。 合并案 計劃裁員數 裁減率（%） 大通曼哈頓銀行與化學銀行 63000 84 聯合銀行與加利福尼亞 850 / 富國銀行與第一州際銀行 / 23.5 瑞士銀行與瑞士聯合銀行 9000-12000 / 巴伐利亞銀行與抵押銀行 7000 18 美州銀行與國民銀行 5000-8000 2.7-4.4 二、中國銀行業并購動機的特色與成因　 我國銀行業開展并購活動的歷史不長，但與國際比較，并購動機特色鮮明：即以行政安排的化解危機性動機為主，自主的逐利性商業動機嚴重不足。無論是大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還是新興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其有限的幾次并購活動大多數不是銀行的自主性投資行為，而是政府安排下的對—些經營陷入困境、資產套現能力差、不能支付到期債務而陷入支付危機的金融機構的挽救性行為。如廣東發展銀行收購中銀信托投資公司，海南發展銀行接手海南72家信用社，中國工商銀行兼并海南發展銀行等。并購本身不取決于這些瀕臨破產的機構是否符合并購方的要求，而是成為政府處理眼下金融危機、化解當前矛盾的手段。但這與西方商業銀行的化解危機性并購動機有很大區別，國外銀行并購是自立性行為，政府主要起監管功能。對于危機機構是否并購，關鍵在于商業銀行自己衡量利益得失。而我國的這種行政安排下的并購實際上由政府動機取代了銀行動機，雖然暫時維持了社會的穩定，但它忽視了商業銀行的利益。可能給并購方帶來沉重的負擔，甚至拖垮了并購方。它并未真正化解危機，而只是延遲了危機的爆發。如并購72家瀕臨倒閉的信用社后，海南發展銀行也因不堪重負、經營窘困而被接管，是個很好的教訓。雖然也有少數幾宗被認為具有較好商業效果的并購活動，如城市信用社合并成城市合作銀行，投資銀行與國家開發銀行、光大銀行的并購重組活動，但也不難從中看到政府力量的作用。我們承認政府的適度介入可以使并購得以順利進行，降低并購成本，但政府干預一旦過度，將妨礙一個公開公平的并購市場環境的創造， 嚴重抑制我國商業銀行的逐利性商業動機。 具體分析我國銀行業并購動機特色的成因，有以下幾個方面：(1)政府仍是商業銀行的主要產權主體，必然將銀行視為其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現實載體。在穩定壓倒—切的行政壓力下，政府可以憑借所有者身份將自身動機強加于商業銀行經營者。迫使其并購一些本該破產清算的金融機構。(2)銀行經營范圍受到嚴格限制，包括產品范圍與地域范圍。我國商業銀行法明確規定商業銀行不允許經營證券與保險業務，對于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其網點設立上也有明確的地域限制。這些限制使逐利性商業動機無從發揮。(3)各家商業銀行市場定位趨同，各銀行在產品種類茍目標客戶的選擇上嚴重雷同。有特色、有獨特競爭優勢的銀行少之又少，這也使各家銀行對并購興趣不大，因為并購不能帶來新的競爭優勢。(4)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還處在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格局中。在正常情況下，實力接近的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誰要吃掉誰都不容易，而有實力的四大行如果再不斷運用并購手段，會使本來就競爭不足的銀行業更加集中，不利于銀行總體效率的提高。我國金融業今后相當長的趨勢仍是鼓勵競爭和限制壟斷，這使政府必須在銀行并購市場上起引導作用，以保證這個趨勢 三、中國銀行業發展的市場空間 世界金融市場的經驗表明，公司客戶（尤其是大型公司客戶）所能帶來的盈利日益趨薄，以大型公司業務為主的銀行普遍面臨生存危機。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以紐約為基地、主要面向公司客戶的幾家大銀行，包括Manufacturer Hanover Bank、Chemical Bank、Bankers Trust Go.和Morgan Guaranty Bank，在1990年還都名列全美十大銀行之中。但短短十來年之后，經過了一系列的購并整合，這些銀行均被吞并，不再獨立存在。這是因為，公司客戶具有多種融資和投資渠道，比如在融資方面可以發行債券和商業票據，在投資方面也有多種的金融品種。所以，向公司客戶提供服務的銀行與其它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從而使銀行在公司業務上的定價能力和盈利水平不斷削弱，生存空間萎縮。在中國銀行業內爭廳優質大客戶的激烈競爭中，這種情況已經有所表現。 相比之下，面向個人客戶的銀行在世界各國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公司業務相比，個人業務上收入和盈利較為穩定，規模經濟和網絡作用也更為顯著。但一家銀行只有在網點覆蓋率達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有效地吸引個人用戶，降低綜合資金成本。對網絡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個人業務的門檻，也相應地限制了個人業務上的競爭。 銀行個人業務重要性的一個很好的反映，就是最近在美國連續發生的兩宗重大銀行購并事件：先是2003年10月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宣布以400多億美元購并Fleet Boston Financial Corp.’短短三個月后，摩根大通銀行，（J.P. Morgan Chase & Co.）2004年1月宣布以500多億美元購并Bank One Corp。這兩次購并都是出于發展個人業務的考慮和網絡互補的要求。在此之前，這幾家銀行都曾嘗試過重點發展其它業務（如公司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但事實證明，個人業務盈利較好、增長較快且較穩定。所以，這幾家銀行都逐步把重心重新放回到個人業務上來。如這兩宗購并都完成，將重新調整美國銀行業的格局：在總資產上，花旗、摩根大通和美洲銀行將分列全美前三位；在信用卡業務上，花旗與摩根大通旗鼓相當，美洲銀行較落后；但在網點數量上美國銀行遙遙領先，是摩根大通的兩倍多，更是花旗銀行的七倍多。 在銀行個人業務中，值得專門一提的是住房按揭業務和信用卡業務。從1997年開始城市住房體制改革以來，中國的住房按揭市場已經有了巨大的發展，到2002年按揭貸款總額已達到了8000多億元。但是按揭貸款仍只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8%、貸款總額的5.9%。相比之下，這兩項比例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35%和29%，在韓國是38%和30%，在香港是50%和35%，而在新加坡更是高達65%和49%。可見按揭貸款在中國尚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在一段時間里可望是我國銀行業務及盈利增長的重要動力。 而且，與其它貸款種類相比，住房按揭貸款在世界各國都是風險較低的。即使在高失業率（如2002年的美國和香港）、房產價格大跌導致房產市值低于按揭貸款余額（如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和1997年后的香港）等不利條件下,按揭貸款的壞賬率和損失率也普遍較低。比如，據香港金融管理局2002年的一項統計，香港當時24%的住房按揭貸款的余額已超過房產市值；盡管如此，香港住房按揭貸款的壞賬率一直維持在1596左右。當然也應該看到，住房按揭貸款在中國還面臨著一些特定的風險。中國的住房二手市場還剛剛起步，有關抵押物業處置和債權人保護的法律及其執行也尚待完善，這些因素都將增加住房按揭貸款的風險。 信用卡業務在中國也還處于發展初期。由于法律、個人資信信息和消費習慣等方面的條件尚待完善，比起按揭貸款來其發展會有所滯后。但是，從國際經驗上看，當人均收入達到每年2000美元-4000美元后，信用卡市場就會起步。而中國己有若干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已進入了這個區間，具備了信用卡市場起飛的條件。 當然，銀行個人業務的高增長、高盈利和低風險的特性，是以審慎原則為前提的，絲毫也沒有取代或降低信貸風險控制的需要。在這方面，近來韓國所面臨的信用卡信貸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前車之鑒。 四、中國銀行業并購為時過早 國際銀行業并購潮對中國有何影響？現在看來影響是有的，然而中國的銀行業只能處于一種無奈的選擇。歐美銀行合并，其目的顯然為占領21世紀金融制高點，創造名牌銀行，只是中國銀行業尚為自身問題所困擾，當前的目標只能是專注于國內競爭，盡早實現商業化經營，而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可兌換為中國金融業內部調整贏得了時間。 雖然歐美合并的一家巨型的資產就超過整個中國金融機構的資產總和，但若與國民生產總值比，我國銀行的相對規模遠遠 大于歐美。比如即使合并后的花旗集團其資產也不到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0％，而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任何一家都遠遠超出這個數。再有，在我國特定的體制下，合并只能是政府行為，而不可能通過市場來解決，對銀行并購寄予過高期望也是不現實的，反而還會引起新銀行內部組織系統的不穩定。最近，蒙古國就因政府不適當地決定將國有的蒙古復興銀行并入私營的高勒木特銀行而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波，幾乎導致政府更迭。在國內，也有海南發展銀行破產的教訓。成立于1995年8月的海發行雖然有先天不足的缺陷，但還可以維持運轉，其之所以這么快就倒閉的直接原因就在于1997年12月16日有關方面決定將28家破產的城市信用社并入海發行，結果海發行不堪信用社儲戶的兌付壓力，支付危機終于發生。所以面對國際銀行業并購潮，中國銀行業大可沒有必要一試身手。而且，國際經驗也表明，銀行并購雖帶來規模的擴大，但并不必然帶來效率的提高。在現代社會分工日益名細的情況下，不少顧客的需求往往是單一的，只想同那些知道如何最有效率為其提供服務的銀行打交道。因此銀行應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成為最好的，而不是全能的。在一些 情況下，銀行超市所提供的全面服務倒不如只在某個領域為某種類型的顧客提供特定的服務恰當。 前文提到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J·弗雷德·威斯通。在其《兼并。重組與公司控制》一書的序言中寫到：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說，收購兼并、重組和公司控制等活動代表著一種新型的產業力量，這種力量將使進行這些活動的美國以及其它國家的創造力與生產力邁進新的高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活動則被視為損害我們經濟的因素，是正在腐蝕美國社會之精髓的貪婪與投機心理更加嚴重的反映。或許這句話也可以用來評價當今國際銀行界日益盛行的并購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