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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都對別人好點
　　作者：趙曉

　　一個善良甚至老實的青年轉瞬間變成了殺人犯，他的人生就此滑落到了生命的終點。 

　　感謝記者，如此真實、完整，零距離地記錄了打工仔阿星殺人的前前后后及心路歷程。 

　　一開始的記錄就讓我震驚。比如阿星講到，“四個月沒有休息過一天，曠工曠了一天，就被開除了。如果每天不是工作12小時，一個月能夠休息一天，我想我不會走這條路。”這讓我想到自己能夠正常地工作與休息，與阿星相比，是多么地幸運！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有一年我去看在東莞開車的侄子，中秋那天他出車一直到晚上兩點才回來，沒有飯吃，也沒有錢上館子，只能吞咽方便面，瘦得皮包骨頭…… 

　　是辛苦讓阿星走上殺人之途嗎？有關系。當生命不勝其重負時，殺人或者自殺會成為一種選擇。這個時候，任何一點火星，都可能成為致命的炸藥。 

　　是主管太壞、資本家太狠逼阿星走上絕路嗎？就文中的記載而言，看不出這一點。阿星說，他并不是那么恨主管，如果有第三者勸一下，一切可能兩樣。 

　　阿星談到，他所以砍人，也是因為受了家鄉砍手黨的影響，“我看慣了他們砍人”。如果阿星經常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人，他的行為也許會不同。 

　　原來，阿星的老鄉們的所作所為，居然一直在冥冥中暗示著這個善良的青年去與他們同路，讓這個外表善良、老實的青年內心中開始布滿殺機。 

　　這樣的轉變，發生于阿星的18歲，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個年輕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思想觀開始走向成熟的時期。阿星說：“我18歲之前還是可以很堅決抗拒他們的生活的。18歲以后就慢慢地感覺不會那么排斥了。這個轉變其實就看你能夠忍耐多久。” 

　　是什么使阿星無法再忍耐呢？是經濟學上所講的選擇的機會成本。對于阿星來說，他可以選擇老實地做工，但一個月只有幾百元；他也可以選擇做砍手黨，一次上萬元甚至數萬元，當然有坐牢和槍斃的危險。殺人的收益是做老實公民的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越高，忍耐的可能性就越小，忍耐的時間就越短。阿星老實告訴記者：“你辛辛苦苦打工一個月，一天干十幾個小時，掙不到幾百塊錢，搶一下就有了。你掙幾百塊，人家掙幾萬塊，心里當然一點都不舒服的。”更何況，“那些搶錢的老鄉，會覺得我這樣打工只賺幾百塊錢是沒有出息。” 

　　而最最令我震驚的是阿星下面的陳述：“我們那邊的人是這樣，有的被抓起來了，槍斃了，或者判了徒刑，只要他給家里留下了一些錢，十萬，二十萬，家里都不會難過很久的。都是這樣的。只要你每個月往家里寄幾千塊，家里不會管你在外面做什么。”原來，只要能拿回錢去，就是犯罪者的家人，也會心安理得，哪怕給別人造成傷害，哪怕自己的親骨肉因此付上性命。 

　　同樣令我震驚的是記者關于阿星兄弟的如此記錄：“兄弟倆還說，他們很愛家，尤其是爺爺奶奶。如果有20萬元，兄弟倆任何一個都愿意去死，讓另一個活下來，贍養父輩。” 

　　愛，本是何其美好的詞匯！可愛一旦變得偏狹，就變成了死（也包括殺死他人）的動力！ 

　　至此，我不得不再次表達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加利·貝克爾的欽佩。因為他最早向人類論證了犯罪是一種理性行為。 

　　那么，我們的社會何以面對這樣的理性行為？ 

　　改善阿星們的工作條件和收入，這是最好的辦法。但需要時間，在農村人口完全轉移到城市之前，中國普通勞工的條件很難根本改變。 

　　改變中國的貧富差距，完全應該。但貧富差距的改變也非一日之功。 

　　“嚴打”，當然也是一種大家容易想到的辦法。那樣做，為的是讓阿星們看到，犯罪的成本是高昂的，從而阻遏犯罪。但如果一次犯罪可能帶來巨大的收入，讓家人幸福、欣慰，縱然付出生命的代價又何足惜哉！ 

　　再嚴厲的刑罰，最多也不過是生命的代價。然而，在20萬元人民幣的誘惑前，死刑已變得無足輕重。當死刑在犯罪者的眼里變得無足輕重時，死刑的防線便徹底崩潰，從這道防線經過的，將是一個個善良老實的人們。 

　　這真是最可怕的景象。我們還有更好的辦法來減少犯罪嗎？ 

　　有的。那就是改變我們的偏好，或者說改變我們頭腦中的“操作系統”。讓每一個人都奉獻多一點的愛。正如阿星所說的：“窮可以忍，只要別人對我好點”。 

　　這個別人，包括阿星的主管，包括阿星的老板，包括住在城市高樓中的每一個人，當然也包括你和我。 

　　還包括阿星的老鄉。他們愛阿星，可是不是以阿星的方式來愛阿星。他們蔑視阿星的眼神成了一條條催促阿星走上犯罪之路的鞭子。 

　　還包括阿星的親人，尤其是父母。他們愛阿星，可是他們也愛錢財。如果有20萬元進賬，他們會淡漠了喪兒的痛苦，會淡漠了法律的神圣與威嚴。 

　　讀到過一本書，同樣引起我的震撼。女孩跟一個個的男人上床，父母非常生氣。女孩說，父母愛她，可也是有條件的，如果她讀書不好，賺錢不多，不聽話，他們的愛就會消褪乃至消失。既然父母的愛都是有條件的，男朋友愛她并要她付出，不也正常嗎？作者的結論就是：從沒有得到過父母無條件愛的孩子容易自暴自棄并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我想說的是，一個從不懂得“無條件的愛”的民族無論經濟多么發達也將是一個更容易滋長犯罪的民族，因而也是一個不幸的民族。 

　　這幾年，我從經濟學研究轉向經濟倫理學的研究，尤其是當我從倫理學的角度比較了不同的市場經濟以及不同文明時，我的內心越來越有一種深重的憂慮。我知道，中國的轉型僅僅停留在市場經濟的轉型是根本不夠的。 

　　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中華文化融合了道家、儒家和佛家，可謂博大精深。然而，人類文明最優秀的部分之一——基督的博愛與寬容精神還沒有成為這個民族優秀文化的一部分。這實在是中國的大不幸。 

　　在《南方人物周刊》在北大組織的一次論壇上，我曾經從經濟倫理學的角度解析了憨厚老實的農村青年為什么會成了殺人不眨眼的砍手黨。我說，相比于基督教所倡導的“博愛（無條件地愛一切人，包括你的仇敵和逼迫你的人）”，中國的愛在倫理學上被稱為“等差之愛”：中國人最愛者自己的兒女，次愛者自己的父母、爺爺奶奶，為此不惜生命（其中也包括不惜生命的代價去犯罪），再次者自己的兄弟姐妹，再次者自己的鄰人老鄉、同窗同事，依與自己人格關系親近的不同而示愛。 

　　至于那不相識的人們，那異鄉的人們，是我們的愛所達不到的深淵。 

　　日本人在本土是文明人，但日本兵到了中國則形同野獸。矛盾嗎？不，日本人所信奉的也是“等差之愛”。在他們的眼里，日本人是人，中國人不是人。或者，自己的同胞才是需要去愛的人；而別國人，則不需要去愛，只需要去征服。 

　　中國農村青年在農村面對自己朝夕相處的鄉親，會有一種天然的愛在心里留存。一旦走出家鄉，那外鄉的人們在他們的眼里則是完全不同的人。“城市不是屬于我們的。我們距離它太遙遠了”，“城里人就是那個高樓，高到天上去了，我們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來了，都看不到人家”…… 

　　這樣的城里人，是純然的外鄉人；這樣的城市，是純然的異物。在外鄉對外鄉人，愛的尺寸自然不同，行為選擇自然不同。 

　　從農村到城市，對于農民來說邁出的是人生的一大步，從“農村中國”到“城市中國”，對于這個國家來說邁出的是偉大的一步。但所有我們目前看到的變化都還很表面。甚至即將到來的憲政層面的變化也還是表面。真正深刻的是心靈的變化。沒有中國人心靈結構的變化，沒有市場倫理的變化，中國的市場經濟轉型，中國的城市化就將繼續付出血的代價。 

　　愛的精神資源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最稀缺的資源。有一位哲人說過，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有罪惡，所不同的，是有些地方有罪惡有上帝，有些地方有罪惡沒有上帝。中國，所吁求的不僅是經濟的進步，社會貧富的縮小，政治的文明以及法律的公正，中國人還需要一種前所未有的基督的博愛與寬容精神。中國現在所經歷的是“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讓我們再度出發吧！ 

　　不要笑話阿星，換一種情況，我們就是阿星，除非我們學會了“無條件地去愛人”。 

　　（作者為國資委經濟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

　　本文摘自《讀者》2005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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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時間：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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