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工資的博士生們，我簡直是“暴富”。還了朋友們給我的“救濟款”后，仍然是個“富翁”。我老是覺得手頭的錢
是搶劫來的，心里不踏實。于是找浙江大學校團委“訴苦”，請校團委把我的“不義之財”捐給浙大的貧困學生。校團委
的老師熱情而坦誠，說愿意等我成為真正的富翁時再接受捐款，現在不能讓我“殺雞取卵”。但為了能讓我表達心意，建
議我資助“希望工程”的中學生，讓我選了5個初一的學生，每個學生500元。我輕浮地以為自己真的幫助了5個中學生，
直到1998年暑假我見到了其中的一個中學生，才發現自己做的好事只不過杯水車薪而已。我是到了自己貧困失意時才真正
去幫助那些孩子的。 

　　 
　　在1997年，我在學生時期的榮譽已登峰造極，覺得自己的翅膀已經硬了，不想再混下去。我總以為自己是第二個史玉
柱，應該開個軟件公司來振興民族軟件產業。我曾到東軟集團（沈陽）參加“民族軟件產業青年論壇”，大不咧咧地作了
一次演講（現在發現演講的內容沒有一項是可以操作的）。杭州有一個記者來采訪我，我談了一天的理想，記者還是沒聽
明白，干脆自己寫新聞報道，并且含蓄地做了一個廣告：萬事俱備，只待投資。 

　　由于我能說會道，頻頻上電視，引來近10個投資者。我選擇了一位年齡比我大一倍、非常精明的商人作合伙人，成立
了“杭州臨境軟件開發有限公司”。彼時，我可謂光芒四射，名片上印著“以振興民族軟件產業為已任，做真實、正直、
優秀的科技人員。”浙江大學想開除我，被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安撫住。 

　　我當時想開發一套名為soft3d的圖形系統，此系統下至開發工具，上至應用軟件，無所不包。公司名字起為“臨境”
有兩個含義：一是表示身臨其境，這是我對圖形技術的追求；二是表示快到了與sgi公司稱兄道弟的境界，這是我對事業
的追求。“臨境”這個名字我在讀本科時就已經想好了，1997年底公司成立的那一天，我有一種“媳婦熬成婆”的悲壯感
覺。 

　　我從實驗室挖來一位聰明絕頂的碩士生做技術伙伴。他叫周昆，年齡很小（1978年出生），研究能力極強。如果按照
浙江大學計算機系博士生畢業的論文要求，他入學讀碩士的那一天就可以博士畢業。周昆的頭明顯比我的大，估計其腦容
量至少是我1.5倍。我曾經以師兄的身份為他洗過一雙襪子，他因此覺得我是個好人。我倆一拍即合，常常為soft3d的設計
方案自我傾倒。一想到microsoft公司的二維windows系統即將被soft3d打擊得狼狽不堪時，我們就樂不可支，沖勁十足。 

　　我已經把“振興民族軟件產業”列入日程，并且提前擔憂將來錢掙得太多用不完該怎么辦。1998年5月份，我們做了
一套既不是科研又不全象商品的軟件。軟件產品宣傳了幾個月，并沒有出現訂單如潮、接應不暇的局面（事實上壓根就沒
有反應）。我意識到沒有找對市場，但仍覺得產品中的一些技術很有價值，將它改裝成其它軟件也許能開創“東方不亮西
方亮”的新局面。 

　　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緣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周鴻一求助。他是真正的軟件高手，當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約10萬行c++代
碼的軟件時，他竟在十幾分鐘內就指出多處重大的設計錯誤，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識到整個軟件系統的價值為零。那種心痛
啊，就象眼睜睜看著孩子被狼吃掉一樣。 

　　到1998年10月，我用光了30萬元資金。周鴻一再一次從北京飛到杭州，三下五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給關閉掉
。他放心不下，覺得我“惡病需用猛藥補”，于是意猶未盡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轄的部門，讓我學習怎樣做事情
。 

　　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營造一種凄涼的氣氛，沖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諒的借口。我并不是太愛虛榮的人，知道這次失敗是
我的毛病積累到一定水準忍不住噴發出來的結果。我絕不能以年紀尚輕不太懂市場與管理為理由輕率地敷衍過去。 

　　從北大方正“勞改”了兩個月回來，我心服口服地承認失敗了。我把察覺到的數十個毛病列出來，日后一個一個克服
掉。我寫的《軟件工程思想》一書，大部分內容取自我開公司失敗的教訓錄。我現在能客觀地從可行性分析角度說明我和
投資方所犯的主要錯誤，以祭我那幼年夭折的軟件公司。 


　　我的主要錯誤： 

　　（1）年青氣盛，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想一下子做成石破天驚的事。我的設計方案技術難度很大（有一些是熱門
的研究課題），只有30萬元資金的小公司根本沒有財力與技術力量去做這種事。分析經濟與技術可行性，即可否定我的設
計方案。 

　　（2）我以技術為中心而沒有以市場為中心去做產品，以為自己喜歡的軟件別人也一定喜歡。我涉足的是在國內尚不

成氣候的市場，我無法估計這市場有多大，人們到底要什么。伙伴們跟著我瞎忙乎一整年，結果做出一個洋洋灑灑沒人要
的軟件。分析市場可行性也可以否定我的設計方案。 

　　（3）我做到了“真實、正直”，但并沒有達到優秀的程度。我曾得到很多炫目的榮譽，但學生時代的榮譽只是一種
鼓勵，并不是對我才能和事業的確認。正因為我不夠優秀，學識淺薄，加上沒有更高水平的人指點我，才會把事情搞砸了
。 

　　投資方的主要錯誤： 

　　（1）投資方是個精明的商人，他把我的設計方案交給美國的一個軟件公司分析，結論是否定的。但他覺得我這個人
很有利用價值，希望可以做成功其它事情，即使soft3d軟件做不成功，只要掙到錢就行。這種賭博心態使得正確的可行性
分析變得毫無價值。 

　　（2）由于我不懂商業，又象所有單純的學生那樣容易相信別人。他讓我寫下了不公正的合同，我竟然向他借錢買下
本來就屬于我的30%技術股份。他名為投資方，實質上雙方各出了一半的資金（他出51%，我出49%）。他在明知soft3d軟
件不能成功的情況下，卻為了占我的便宜而喪失了應有的精明，最終導致雙方都損失。 

　　關閉公司時，他搬走了所有的固定財產。我明明投入了技術，又虧了15萬元，卻一無所得。幾個月后當我意識到不公
平而找他協商時，他說：“只能怨你自己愚蠢，讀到博士，連張合同都看不懂。”此事充分地顯示了我的無知與愚蠢。相
信真實、正直的品質加上不懈的努力會讓我變得有智慧。自己的奮斗沒什么可以后悔的，學到的遠比失去的多，下一次會
做得更好。 

　　　　 
　　公司關閉后，我就面壁反省，補習基礎，準備為幾年之后“東山再起”養精蓄銳。 

　　1999年1月，有一個民營企業家g先生向我請教一個問題：“我給一個年輕人投資了100萬元，建立一家從事環保信息
應用開發的軟件公司。他曾許諾一年內創利潤上千萬元，可是才過去5個月，他就把100萬元用完了，什么也沒掙到。我實
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請你幫我分析分析。” 

　　這位g先生年齡有我的2.5倍，曾在西北當過幾十年的技術兵，性格豪爽。他投資的那個年輕人叫y（以下稱y經理），
自稱有英國的管理學文憑，能對公司的市場、技術、管理一把抓。g先生喜歡說“錢我沒問題”，于是想也不想就投了
100萬元，并且給y經理40%的股份。 

　　g先生請y經理到家里座談。我那時突然狡猾起來，自稱是g先生的遠房親戚，在浙大讀半導體物理，特羨慕那些做軟
件的同齡人，渴望聽聽y經理的高見。y經理果然信口開河，滔滔不絕，連綿不斷，如黃河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我激
動地想去參觀他的公司和產品，并表示要拋棄物理專業，立馬轉向軟件專業。 

　　y經理得意而笑：“對于it行業你就不懂了，我們經營的是一種理念而不是產品，這是國外最先進的思想。你可以來
參觀我的公司，但你看不到具體的東西，只能用心去領會。” 

　　這屁話比曹元朗的詩還臭（《圍城》）。我搞軟件只有8年功夫，說我不懂it行業并不過分。可我讀了10年大學都沒
聽到過如此“先進”的思想。如果這是英國管理學教育的成果，我認為自己已經發現了這個曾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衰敗
的真正原因，有必要找英國首相切磋一番。 

　　我對g先生說：“y經理根本不懂技術，為人極其浮夸。應馬上關閉公司，以絕后患。那100萬元你也虧得起，就買個
教訓吧。” 

　　g先生說：“錢我沒問題，那100萬元就算我在澳門賭博輸掉了。” 

　　1999年5月，g先生又來找我請教另一個問題。 

　　他說：“小林啊，你上次說得很有道理，我接受了教訓。” 

　　我說：“那是好事，不論年齡大小，知錯就改總是好孩子嘛。” 

　　他嘆了一口氣：“最近幾個月，y經理又花了我100萬元。” 

　　我當時差點給噎死，氣兇兇地訓g先生：“我早跟你講過，y經理不是好東西，叫你關閉公司你不聽，你老說錢沒問題
，虧你200萬元活該。” 

　　老先生象犯了錯誤的小孩子：“y經理每一次向我要錢時，都拍拍胸脯保證下個月就有利潤，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
地掏錢給他，希望能救活軟件公司。現在該怎么辦？” 

　　一個有20名職員的軟件公司，程序員只有三四個，連“十羊九牧”都不如。200萬元的財務報表中，有100多萬元用
于吃喝玩樂和行賄。這種公司完全無藥可救。臺灣作家李敖曾說過：“當你沒法扶一個人上馬時，也許應該拉他下馬”。
從5月份到8月份，我行俠仗義，替g先生清理軟件公司，根除y經理這些敗類。 

　　可是難哪，因為g先生投資的公司根本不把g先生放在眼里，又豈能讓我插手。就在我想方設法卡住y經理的脖子時，
y經理總能從g先生那里挖出錢。g先生就象被吸血鬼附身，卻仍存幻想：“如果吸血鬼能治好我的病，就讓它再吸些血吧。” 

　　y經理又和一個來自深圳的騙子h想了注意，教唆g先生再投資100萬元新建一個“指紋”公司，說利潤將比開發環保
信息的應用開發更加可觀（估計要用億來度量）。就在他們準備簽合同之際，我偶爾路過，發現異常，便強行阻止。 

　　g先生是個好人，但太頑固。好幾次我氣極想撒手不管，但又不忍心好人被壞人欺負。我曾請求g先生：“我求您別再
說錢沒有問題，您的私人財產會被人騙光。請讓我把這漏洞堵住吧，好讓我安心地回學校做完博士學位論文。” 

　　到8月份，我和g先生的兩個兒子，伙同“黑社會”的朋友，強行把那個軟件公司搬回g先生的工廠中，辭退所有員工。
現在那個軟件公司被別人接管，仍然半死不活，好在每月虧損不過幾萬元，g先生承受得起，我就不再去碰g先生的傷疤。 

　　我以前從未玩過與人勾心斗角的游戲，此三個月的經歷讓我疲憊不堪。那個軟件公司的員工曾透露，y經理的英國文
憑大約是在上海或杭州某個大專培訓班里混來的。方鴻漸買美國克萊頓大學博士文憑尚知羞恥（《圍城》），而y經理卻
趾高氣揚。害得我平白無故為英國教育界擔心，回想起英國鬼子曾打劫過中國，倍感恥辱。 

　　g先生是正人君子，不防小人，實在不是現代的商人。我和他成了忘年交。g先生第一次見到我時問我工資幾何，我答
曰：“300元，夠買幾本書。”g先生甚為著急：“這樣的條件怎么能生活？你就搬到我家來住吧，我家條件好，你可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