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g=EN-US>IBM</span>公司總部研究所的主任離任了，回到自家的車庫里辦起了一個小小的新時代算命咨詢服務公司，然后還說服了全錄（<span
  lang=EN-US>Xerox</span>）、通用汽車公司（<span lang=EN-US>Chase Manhattan</span>）和大通銀行（<span
  lang=EN-US>GM</span>）的董事長也加入了。<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更不同尋常的是，這幅圖景的創建人——喬治·考溫，羅沙拉莫斯研究所前主任——是一個與新時代截然相反的人物。六十七歲的考溫是一個說話溫和、即將退休的人。他穿著高爾夫運動上衣，敞著毛衣，把自己弄得有點像特麗莎修女。他并不因為有領袖魅力而名聲在外。在任何一個群體中，他總是站在一旁傾聽的人。他當然也并沒有因為雄辯的口才而聞名遐邇。任何人只要問他為什么要創建桑塔費研究所，總是會聽到他的一番既精確又高度理性的關于二十一世紀的科學現狀和抓住科學機會的必要性的談論——就像是一篇完全可以在《科學》（<span
  lang=EN-US>Science</span>）雜志上發表的嚴肅的專家評論。其實聽者會慢慢認識到，考溫有他自己的思維方式，他確實是一個熱情而志向不移的人。他完全不把桑塔費看作是一樁怪事。他認為桑塔費所要達到的目的遠比他本人、比羅沙拉莫斯、或任何其他導致桑塔費創立的偶然因素要重要得多。就此而言，也遠比桑塔費研究所本身要重要得多。他常說，如果我們這次不能成功，二十年以后還有其他人會沿著這一思路從頭做起。對考溫來說，桑塔費是一個使命，是一個為整個科學界獲得拯救和新生的契機。<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曾經有一段時間，當然在現在看起來已經很久遠了，一個理想主義的年輕科學家是完全有可能為了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投身于核武器的研制的。喬治·考溫從來沒有為此而后悔過。“我這一輩子有過其它的考慮，”他說，“但為道德而后悔？從沒有過。如果沒有核武器，我們也許會因為生化武器而離毀滅更近。我懷疑，如果四十年代的許多事件不發生的話，最近五十年的歷史對我們人類來說是否會更好。”<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他說，確實，在四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對核武器的研制幾乎是出于道義的必要性。在二次大戰期間，考溫和他的科學家同事們是在和納粹拼命競爭。當時納粹仍然擁有一些世界上最杰出的物理學家，而且在炸彈設計上領先于美國——雖然這個假設后來被證實是錯誤的。“當時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能有所突破，希特勒就會研制出原子彈。那就完了。”考溫說。<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實際上，他在曼哈頓原子彈計劃出臺以前就整個兒地卷入了原子彈的研制工作。<span lang=EN-US>1941</span>年秋天，他才二十一歲，還在家鄉麻省武斯特（<span
  lang=EN-US>Worcester</span>）理工學院化學系上大學一年級時，就參與了普林斯頓回旋加速器研制計劃。當時那兒的物理學家們正在研究新發現的核子分裂過程、及其對一種叫鈾－<span
  lang=EN-US>235</span>的同位素的影響。考溫原來打算在那兒能修一些物理學課程。但<span lang=EN-US>1941</span>年<span
  lang=EN-US>12</span>月<span lang=EN-US>7</span>日，試驗室突然改為一周七天工作制，他的這一打算就被無限期地推遲了。他說，當時美國確實非常擔心德國人正在研制原子彈。物理學家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件事究竟是否可能。“而我們的研究結果對于決定鈾究竟能不能產生連鎖反應至關重要。”結果答案是肯定的。聯邦政府突然發現非常需要考溫先生效力。“化學與核物理學知識相互滲透的特殊學術背景，使我在核炸彈計劃中的許多方面變成了一個被迫切需要的專家。”<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從<span lang=EN-US>1942</span>年到戰爭結束，考溫一直在芝加哥大學的冶金學實驗室工作。當時意大利物理學家尹利柯·弗米（<span
  lang=EN-US>EnricoFermi</span>）正在那個實驗室負責建立第一個核反應堆的研究——核反應堆就是一堆能夠證實可控的連鎖反應的鈾和石墨塊。作為這個工作小組中資歷最淺的成員，考溫變得有點像個打雜的工人，從鑄造鈾金屬、切削能夠控制反應堆的反應速度的石墨塊到任何其它事，凡需要他做的他都做。項目主管們因此就把他派往田納西的橡樹嶺這類的地方。在橡樹嶺匆忙修建的核基地，他幫助工程師們準確地測算出他們究竟生產了多少钚元素。“那時我是個單身漢，所以他們把我派往全國各地。只要一發生瓶頸問題，我總是被列入有可能派去解決問題的人的名單中。”確實，考溫是被篩選來的極少數被允許在核武器研究計劃中的不同部門穿梭往來的人之一。出于保密的需要，核武器研制各部門之間是嚴格封鎖的。“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這么信任我，我喝酒喝得和別人一樣多。”考溫笑道。他至今仍然保留著那段時間的一個紀念品：一封從芝加哥人事部寄往伍斯特地方征兵處的信。這封信證明考溫先生具有對贏得戰爭的勝利不可或缺的特殊技術，已經被總統親自批準緩役。是否請他們不再將他征召入伍？<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戰爭結束之后，美國科學家與希特勒的殊死搏斗變成了與蘇聯的你死我活的競爭。考溫說，那是一段險惡的歲月。斯大林對東歐的控制、柏林墻的樹立、繼之而來的朝鮮戰爭——這一切使冷戰者上去已經非常接近引發全面熱戰。據說蘇聯人正在研制自己的核武器。看起來，要想維持不甚穩定的美蘇權力均衡，同時也是保衛民主和人類自由，唯一的道路只有繼續改進美國人自己的核武器。這種緊迫感使考溫在<span
  lang=EN-US>1949</span>年<span lang=EN-US>7</span>月又回到了羅沙拉莫斯。在這之前，他已經花了三年時間在匹茲堡的卡內基理工學院拿到了物理化學的博士學位。這不是一個無意識的選擇。事實上，考溫是在深思熟慮、并拷問自己的靈魂之后才做出了這一選擇的。但這個選擇幾乎馬上就被強化了。<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溫回憶說，在他到達羅沙拉莫斯的一、兩周之后，放射化學研究室主任來訪。他用一種秘而不宣。又轉彎抹角的口氣問他，他的新實驗室是否完全沒有輻射污染。當考溫給予了他肯定的回答后，考溫和他實驗室的設備馬上就被征派去做一項極為緊急的、最高機密的分析工作。空氣標本那天夜里就被送了過來。考溫沒有被告知這些空氣標本是從哪里采集來的。但他能猜到，這是從靠近蘇聯邊境的某處采集來的。當他和他的同事發現其中含有泄露機密的放射性微塵后，事情的真相就被揭示得無可回避了：蘇聯人已經試爆了他們自己的核炸彈。<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所以在這之后他們把我放到了華盛頓的這個小組。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這個秘密小組被稱為貝瑟小組（<span
  lang=EN-US>Bethe Panel</span>）。第一任主持人是康奈爾大學的物理學家漢斯·貝瑟（<span lang=EN-US>Hans
  Bethe</span>）。實際上，它是由一群被召集來追蹤蘇聯核武器發展的核專家組成的。考溫當時三十歲。美國政府的高層領導人起初認為，被化學家偵測到的放射性微塵不可能意味偵測結果所明確表明的意思。這些官員認為，斯大林還需要好幾年時間才能研制出蘇聯人自己的原子彈來，一定是蘇聯人的一個核反應堆爆炸了。“然而放射化學的好處是，它可以準確地告訴人們究竟發生了什么。”考溫說。核反應堆的放射性同位素的擴散與核彈爆炸的擴散是非常不同的。“我們費了許多口舌才使他們相信這一點。”那些年長的、較為明智的白宮領導人終于被迫接受了鐵的事實。蘇聯的核炸彈以約瑟夫·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為“約－<span
  lang=EN-US>1</span>號”。美蘇之間的核軍備競賽就此拉開了帷幕。<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溫說，事情就是這樣。不，他并不想對參與核武器研制工作說抱歉。但反省那些年他確實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在他看來，科學界集體放棄了對自己所做的事應該負有的責任。<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科學家當然不是從頭開始就放棄了自己的責任，也不是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責任。<span lang=EN-US>1945</span>年，一些參與了芝加哥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發起了一場請愿，要求政府在無人居住的島嶼上試爆原子彈，不要往日本本土投擲原子彈。后來，在美國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扔下原子彈，致使戰爭結束之后，美國許多參與核武器研制計劃的科學家開始形成了各種政治運動組織，游說政府對核武器的使用采取盡可能嚴格的控制——民間控制，而不是軍事控制。那些年出現了《原子科學家期刊》（<span
  lang=EN-US>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span>），這是一份專門刊登關于原子武器這種新形式的戰爭力量對社會與政治的影響的討論的雜志。還出現了考溫也參加的原子科學家聯盟（<span
  lang=EN-US>The Federation of Atomic Scientists</span>），現在改稱為美國科學家聯盟（<span
  lang=EN-US>The Federation of AmericanScientists</span>）這樣的政治運動組織。“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去華盛頓陳述自己的意見，得到了很認真的對待。”考溫說。“在四十年代，當原子彈出現以后，物理學家被當成了奇跡的創造者。他們與麥克馬洪議案（<span
  lang=EN-US>McMahon bill</span>）的起草，與由此而創立的原子能源委員會（<span lang=EN-US>the Atomic
  EnergyCommission</span>）、以及將原子能源置于民間控制之下的思想有很大關系。”<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但是，這些努力并沒有完全得到科學家應有的支持。”考溫說。<span lang=EN-US>1946</span>年<span
  lang=EN-US>7</span>月，在麥克馬洪議案被通過之后，科學家的這些活動基本上就銷聲匿跡了。他說，這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科學的文化與政治的文化不是很兼容。“去華盛頓提意見的科學家離開那兒的時候幾乎都嚷受不了。”他說。“政治對他們是完全陌生的。科學家希望政策的制定要以邏輯和科學實驗的事實為依據，但那也許只是虛幻之想。總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科學研究人員很樂意地返回自己的實驗室里去了，把戰爭留給了將軍們來對付，把政治留給了政治家來處理。”考溫說，在這樣做的同時，科學家們失去了一個施加自己的影響的機會，而這樣的機會他們也許再也不會有了。<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溫并沒有為自己返回實驗室的做法開脫，盡管實際上他比大多數人都更多地參與社會與政治活動。比如<span
  lang=EN-US>1954</span>年，在麥卡錫（<span lang=EN-US>McCarthy</span>）的反共政治迫害鬧得最猖撅的時候，他成為羅沙拉莫斯科學家協會的主席，并與原子能源委員會主席劉易斯·施特勞斯頻繁見面。當時麥卡錫這位來自威斯康星的議員正在盡力讓每一個美國人相信，他們的國家已經到處都是共產主義分子。考溫和他的同事們則抗議以反共為名的政治迫害，呼吁更大的信息自由，減少實驗室的信息保密。他們還盡力為曼哈頓計劃的前主任羅伯特·奧本海默（<span
  lang=EN-US>J</span>．<span lang=EN-US>Robert Oppenheimer</span>）辯護——雖然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功。羅伯特·奧本海默甚至被吊銷了安全許可證。理由是，他也許和曾在三十年代參加過共產黨會議的一些人有牽連。<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隨著考溫在貝瑟小組的工作（他在那兒工作了差不多三十年），他開始認識到，華盛頓是怎樣的一個頭腦簡單的地方，頭腦簡單到讓人心煩。他說，在二次大戰結束后的日子里，美國從戰前的孤立主義政策中脫穎而出，清醒地認識到軍事力量之至關重要。但在接受這一教訓之后，所有的官員除了發展軍事力量之外就不再顧及其他事情了。他們的觀點是，你必須抓住關鍵。“可我當時卻覺得權力就像一個交響樂團，而我們有太多的人卻只會拉大提琴。”<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事實上，考溫當時很沮喪地意識到，蘇聯人遠比華盛頓懂得權力的復雜和聲。“蘇聯人好像非常重視權力的知識感召力、以及權力在情感和思想意識層面上的內容。當時我認為他們很重視權力的科學性。事實證明，我們以為他們只有十英尺高，但其實他們并不止十英尺高。當然我是從俄國人的視角和我們的視角的比較來看問題的。他們玩權力就好像是在下一盤大棋，下出多著棋，而我們玩權力好像是在做某種只有單一衡量標準的游戲。”<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溫說，有一度他甚至懷疑，這是科學家沒有能盡到自己的責任的另一個領域。“雖然那時我的意識不如現在這樣清晰，但我感到，科學家應該能夠用更加全面的眼光來看待戰后世界的本質。”但事實卻是，他們沒做到這一點。更確切地說，他自己也沒能夠這樣做，因為那還不是時候。自<span
  lang=EN-US>1949</span>年<span lang=EN-US>8</span>月蘇聯人爆炸了“約－<span lang=EN-US>1</span>號”原子彈后，羅沙拉莫斯開足馬力投入了研制威力更大的熱核武器：氫彈。爾后，在<span
  lang=EN-US>1952</span>年秋天，當第一顆氫彈實驗成功后，羅沙拉莫斯的實驗室繼續全速前進，研制更小、更輕、更可靠、更易于操作的氫彈。考溫說，在朝鮮戰爭和與蘇聯在歐洲持續對抗的背景下，“大家都覺得，核武器在權力競爭中起著使天平傾倒向哪一邊的作用。核武器的研制因此變成了一項極端重要的使命。”<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最重要的是，考溫在羅沙拉莫斯越來越多地承擔了管理上的責任。工作的繁重，使他沒有太多時間從事科學工作。作為實驗室的負責人，他從事科學實驗的時間減少到只能利用周末。“所以我在科學工作上沒有太大的成就。”他不無感傷地說。<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但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始終困擾著他。<span lang=EN-US>1982</span>年，當考溫從羅沙拉莫斯研究中心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并接受了白宮科學顧問委員會（<span
  lang=EN-US>the White House Science Council</span>）顧問一職以后，權力和責任的問題就完全占領了他的腦海，他甚至預見到科學家獲得第二次機會的可能。<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如果沒有別的例子可以說明的話，那么，考溫參加的白宮科學顧問委員的會議讓考溫生動地回憶起為什么<span
  lang=EN-US>1949</span>年那些研究人員們會如此渴望逃回到自己的實驗室里去。他和他的同僚們正襟危坐于會議室：一群威嚴的科學家圍坐在華盛頓新行政辦公大樓的會議桌前，由總統科學顧問喬治（杰伊）·凱華茲［<span
  lang=EN-US>George</span>（<span lang=EN-US>Jay</span>）<span lang=EN-US>Keyworth
  II</span>」提出一系列的問題，征求各位的評述。喬治是前一年被提升到總統科學顧問這個位置上的。在這之前，他是羅沙拉莫斯的年輕的部門主持人，在考溫手下工作。考溫不得不對自己承認，他對所提出的問題無從評述。<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溫說：“那時對艾滋病的議論還不多，但大家已經感覺到一種突然而至的警覺。艾滋病是每次會議的一個議題。便坦白地說，對如何面對這個問題我感到非常困惑。”艾滋病是關于公眾健康的問題？還是一個關于道德的問題？它究竟是個什么性質的問題？當時對此的解釋還不是很明確。<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另一個議題是關于有人操縱的太空飛行與無人操縱的太空探險的爭論。他們聽說議會不打算投票通過無人操縱太空探險的方案。但我不知道這是否是真的。這與其說是個科學問題，還不如說更是個政治問題。”<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然后就是里根總統的“星球大戰”戰略防務提案。這是一個用基于太空的盾，來保護美國免受大規模核導彈襲擊的設想。但這在技術上可行嗎？實施起來會不會導致美國經濟走向崩潰呢？即使星球大戰計劃能夠被實施，但這樣做明智嗎？這樣做難道不會動搖權力均衡的現狀，而導致世界進入新的一輪毀滅性的軍備競賽？<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還有核電的問題，又該如何解釋呢？在核反應堆熔化的危險和處理核垃圾的困難，與確鑿無疑是由燃燒化石燃料而造成的溫室效應之間，你又該如何平衡呢？<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諸如此類的問題沒完沒了。考溫發現這段時間的經歷令人非常沮喪。他說：“這些在科學、政策、經濟、環境，甚至宗教和道德方面有著相互關聯的問題，給了我們很具挑戰意味的教訓。”<span
  style='color:red'>然而他發現自己無能提出具有參考價值的建議來。美國科學顧問委員會的其他學者型顧問好像也提不出太好的意見來。他們又怎么能提得出來呢？這些問題只有具有很廣泛知識的專家才能回答。</span>而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作為科學家和行政官員，都是以畢生精力成為某一個方面的專家的人。科學工作需要合作，這是科學的文化，這一文化要求他們成為某一個方面的專家。<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u><span
  style='font-size:12.0pt;color:red'>考溫說：“通往諾貝爾獎的輝煌殿堂通常是由還原論的思維取道的。”也就是把世界分解得盡可能小、盡可能簡單。你為一系列或多或少理想化了的問題尋找解題的方案，但卻因此背離了真實世界，把問題限制到你能發現解決辦法的地步。</span></u><span
  style='font-size:12.0pt'>“這就造成了科學上越來越多的碎裂片。而真實的世界卻要求我們——雖然我討厭這個詞——用更加整體的眼光去看問題。<u><span
  style='color:red'>任何事情都會影響到其它事情，你必須了解事情的整個關聯網。”<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u></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更令他沮喪的是，他感覺到，到了年輕一代科學家那里，事情變得越發糟糕了。就往來于羅沙拉莫斯的年輕科學家來說，他們既聰明絕頂又生機勃勃，但他們在延續科學的文化，這種文化一直在強行把科學智慧分割成越來越多的互不相干的碎片。<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從科研機構來看（與政治正好相對立），大學保守得令人無法相信。年輕的博士們不敢打破傳統。他們不得不把他們最好的時光耗費在拼命追求在系里謀到一個終身教職。這意味著，他們最好從事那些會得到終身教授委員會認可的研究。否則，他們將會聽到這樣的話：“你與生化系的學者們干得很努力，但你怎么表明你是物理學這兒的學術帶頭人呢？”而<span
  style='color:red'>年歲大一些的研究人員不得不一睜開眼睛就拼命去爭取研究經費。這意味著，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計劃歸整到讓基金會可以認同的范疇。</span>否則，他們就會聽到這樣的話：“喬，你的主意非常好，但糟糕的是，你的研究計劃不屬于我們這個部門管。”<span
  style='color:red'>每個人都必須爭取使自己的論文被權威的學術刊物接受和發表，而這些權威的學術刊物幾乎只登載屬于被認可的領域的論文。</span><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溫說，就這樣幾年折騰下來，強制性的狹隘視野變成了一種不再被人們所意識的本能。他的經驗告訴他，羅沙拉莫斯的研究人員越是沉湎于學術世界，就越是難以讓他們參與團隊工作。“我已經與這種狀況抗爭了三十年了。”他嘆道。<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然而，當他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時，他感到，最令人沮喪的是這種碎裂的過程對科學整體的侵害。傳統學科已經頑固和相互孤立得好像要自己窒息自己。你視野所及，到處都有太多的科學良機，但太多的科學工作者似乎對這些漠然無視。<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考溫想，如果需要例子的話，只需要看看現在正敞開著的機會——晤，他現在還真無法給這件事想出一個好的名稱來。但如果他在羅沙拉莫斯的所見所聞有任何啟示的話，那么，有某件大事正在醞釀之中。在過去的十年中，他越來越感到，傳統的還原論的思維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甚至就連一些核心物理學家也開始對忽視現實世界復雜性的數學式的抽象感到厭煩。他們好像正在有意無意地探索某種新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正在以他們過去這些年，甚至這幾個世紀都從未有過的方式跨越傳統的界線。<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的靈感似乎是來自于分子生物學。這是大多數人都不會認為一個武器實驗室會感興趣的領域。但考溫說，物理學家從一開始就深深地卷入了分子生物學。<u><span
  style='color:red'>分子生物學領域中的許多開拓者其實剛開始都是物理學家。他們轉入分子生物學的一個很大的驅動力來自于一本薄薄的書，這本書的名字叫《生命是什么？》（<span
  lang=EN-US>What Is Life</span>）。該書出版于<span lang=EN-US>1944</span>年，在這本集子中，奧地利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發明人之一歐文·薛定諤（<span
  lang=EN-US>Erwin Schrodinger</span>）對生命的物理和化學基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戰意味的思索。</span></u>（薛定諤逃出希特勒的魔掌以后，二次大戰期間一直安全地隱藏在都柏林。）深受這本書的影響的人之一是弗朗克斯·克拉克（<span
  lang=EN-US>Francis Crick</span>）。他在<span lang=EN-US>1953</span>年與詹姆斯·華生（<span
  lang=EN-US>James Watson</span>）一起，利用從<span lang=EN-US>X</span>光結晶中提取出來的數據推演出<span
  lang=EN-US>DNA</span>分子結構。<span lang=EN-US>X</span>光結晶是早在幾十年前物理學家發展出來的一種亞微觀的想象技術。事實上，克拉克起初是學實驗物理學出身的。五十年代初，匈牙利理論物理學家、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論的最初提出者之一喬治·加莫（<span
  lang=EN-US>George Gamow</span>）也開始被基因密碼結構所深深吸引了，他鼓動了更多的物理學家投入了這個領域的研究。考溫說：“我聽到的第一堂關于生物化學的真正有見解的課就是加莫上的。”<span
  lang=EN-US><o:p></o:p></span></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2.0pt'><span
  style='mso-spacerun:yes'>&nbsp;&nbsp;&nbsp; </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2.0pt'>他說，從此分子生物學一直深深吸引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