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MsoPlainText style='text-indent:21.0pt'>同時，朗頓閱讀他所能企及的所有科學書籍。在班奈埃爾克，當他的眼窩被矯正到位，他看東西剛剛不再有重影后，他就開始閱讀科學書籍了。“我要人給我寄書，書籍用卡車運給我，我狠吞虎咽地閱讀著。有些書是關于宇宙學的。我還看數學書，解數學題。但我也大量泛讀思想史和生物學方面的書。我讀到了劉易斯·托馬斯的《一個細胞的生命》。我也讀了許多科學哲學和進化哲學方面的書籍。”他說，他并不真能做到全神貫注地鉆研書籍。班奈埃爾克的醫院給他服用了抗憂郁劑和度冷丁止痛劑，足以使他完全麻醉其中。而且，他的神志仍然處于一種重新組合的怪異過程之中。“但我就像一塊海綿一樣，對生物學、物理學、宇宙的概念、以及這些思想是如何隨時間改變等問題做了大量的泛泛思考。然后還有我一直在談論的這種感覺。在對所有這些的思考中，我一直在跟蹤這種感覺，但沒有找到任何方向。宇宙學和天文學似乎符合這種感覺，但對它們我基本上一無所知。我仍然在尋找，因為我尚不知其所在。”</p>
  <p class=MsoPlainText style='text-indent:21.0pt'><b>人工生命<span lang=EN-US><o:p></o:p></span></b></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當朗頓最后終于在1976年秋季到圖森的亞利桑那大學上學時，雖然他的膝蓋和右臂還需要手術，但他已經能夠杖拐跛行了。他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大學一年級學生，跛行而臉色死灰，他自己都感到自己很怪異，就像正在野外演出的馬戲團里跑出來的小丑。</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這很怪異。因為亞利桑那大學的大學生聯誼會和女大學生聯誼會里都是些漂亮的人兒。而且，我的神志狀態也并不很好，我經常發現自己神志渙散，無論在什么樣的談話中我都會走題，我突然意識到我根本不知道人們的談話從何而起。我能夠保持注意力的時間非常有限。所以我感到我的神志和我的身體都很離奇。”</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但另一方面，亞利桑那對朗頓而言確實有非常好的一面，那就是大學的醫院，以及第一流的理療措施和康復運動。朗頓說：“大學的理療法真使我受益匪淺。大夫堅持讓我不斷努力，取得進步。我看到必須通過關口，必須經歷一場接受自己目前現狀的轉變，并從這兒開始努力，不應該對此抱不良感覺，而要對自己的進步感到高興。所以我決心接受這種放逐感和怪誕感。在課堂上我仍然會回答問題，雖然有時我的回答會離題，讓人感到有點怪怪的。但我仍然不斷努力。”</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不幸的是，雖然他的大腦和身體都在逐漸康復，但朗頓發現亞利桑那并不是一個學習天文學的理想圣地。他從來沒有打聽過這個天文學之都是否設置天文學本科課程。這個大學確實有天文學博士學位課程。但要達到進修博士課程的水準，本科生就必須先學物理學，畢業后再轉為天文學。但對朗頓來說，唯一的問題是，亞利桑那大學的本科物理學不靈。“本科物理學科的組織完全處于混亂狀態。教本科物理學的教師們沒一個會說英文。實驗室的科目非常原始，設備也不配套。誰也說不上來我們應該學些什么。”</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好在他并不后悔。亞利桑那大學的哲學系非常好，哲學很吸引朗頓，因為他對思想史非常入迷。亞利桑那大學還有一個同樣優秀的人類學系，這個學科也非常吸引朗頓，因為他很喜歡靈長類研究中心的猴子。第一個學期，他就選修了這兩個系的課程，來完成校方對綜合學科學分的要求。</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這樣的選擇至少也是個奇怪的混合。但對朗頓來說選擇這兩個系的課程卻是個再好不過的組合了。當他步入韋斯利·賽爾蒙（Wesley
  Salmon）的科學哲學教室的時候就感覺到了這一點。“賽爾蒙對這門學科有很好的見解。”朗頓說。他不久就要求賽爾蒙做他的哲學課程的導師。“賽爾蒙是維也納圈中的哲學家漢斯·里漢巴奇（HansReichenbach）的弟子。這些哲學家研究的哲學帶有非常強的技術性，他們研究的是關于時空的哲學、關于量子的機制、以及關于地球引力對時空的彎曲。我很快意識到，我更感興趣的不是對這個宇宙的某種特殊的和流行的觀點的了解，而是我們的世界觀是如何隨時間的推進而演化的。我非常感興趣的是思想的歷史。而宇宙學只湊巧是對此進行研究的最佳通道之一。”</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同時，在人類學系，朗頓聽說了人類豐富多采的行為規范、信仰和習慣、文明的興衰、人類的起源和三百萬年的逐步演化。確實，他的人類學系的導師史蒂芬·澤古拉（Stephe
  Zegura）是一個非常出色的教師，同時又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對進化學理論功底頗深。</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說，所以，在各個方面“我都得以浸淫于信息進化的概念之中。這很快就成為我的主要興趣，非常合我的胃口。”確實，他的那種神秘感覺這時起了壓倒一切的作用。他說，不知為什么，他知道他已經快要尋到他的那種神秘感覺的蹤跡了。</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最喜歡的漫畫之一是格雷·拉森（Gary Larson）的《在遠方》（The Far
  Side）。這幅漫畫表現了一個裝備完善的登山者正要下降到地面上的一個巨大無比的洞穴。一位記者手持麥克風喊到：“因為那洞根本就不在那兒！”</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 </span><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span>“那正是我的感覺，”朗頓笑道。他說，他越學習人類學，越覺得這門課有一個很大的裂縫。“人類學基本上是一個一分為二的學科。一方面是完整而清晰的對生物進化的化石記錄，附之于嚴謹而完整的達爾文理論體系作為詮釋。這個理論包括了信息編碼，以及信息代代相傳的機制。另一方面是人類學家所發現的對文化進化的完整而清晰的化石記錄。但研究人類文化的人不會去思考、討論關于化石記錄的理論，甚至不會去聽這類的理論。他們好像是在故意回避對這方面的研究。”</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給朗頓的印象是，文化進化的理論仍然保留了19世紀以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烙印。當時人們以“適者生存”為理由，來為戰爭和社會不公辯護。而他當然可以看到其問題之所在。畢竟，他這一生的大多數時間都在反對戰爭和社會不公，他就是無法接受人類學上的這個裂縫。如果你能創建真正的文化進化理論，以此反對為現狀辯護的偽科學，那你也許就能了解文化究竟是如何發展的。重要的事情是，要對戰爭和社會不公有所行動。</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現在，他有了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感覺。朗頓意識到，這不僅僅是關于文化進化的問題，也是關于生物進化、知識進化、文化進化、關于概念的組合、重組、以及概念在人類思維上跨越時空的傳播的問題，這是所有這一切的組合。在最深的層次上，這些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方面。還不止這些，它們就像“生命游戲”，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像他自己摔成散亂片斷的心智。這里有一種凝聚力，這是一個關于所有的元素逐漸聚攏，然后演變出結構、再演變出有能力成長和生存的復雜體系的普通故事。如果他能夠學會從一個正確的方式來研究這種凝聚力，能夠把它的運作規則抽象成某種正確的計算機程序，那么他就有可能抓住進化的所有重要特點。</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事情最終在我頭腦里匯聚成一個完整的概念。”但這還只是一種想象，一種還無法陳述清楚的想法。“但這是驅動我的唯一的力量，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1978年春，朗頓把他的想法寫成一篇二十六頁的論文，題目是：“信仰的演化”。他的基本觀點是，生物和文化的進化是同一個現象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文化的“基因”是信仰，信仰反過來又被記錄在文化的基本“DNA”上，即語言上。他說，現在回想起來，那篇論文是個相當天真的嘗試。但那是他的宣言，也是他選擇攻讀跨學科的、自己設計的博士學位題目的提議。這個提議能夠讓他對這個問題展開研究。而且這篇論文已足以說服他的人類學系課程的導師澤古拉。“他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也是一個出色的教師，一個相信我的人。”朗頓說。“他是當時唯一能理解我在說什么的人。他當時的態度是：‘按你想的干吧！’”但澤古拉也提醒他說，攻讀這樣一個特殊的博士學位，必須還要從其它學科邀請指導老師。澤古拉作為一個物理人類學家，無法同時在物理、生物學和計算機科學上也給他提供指導。</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所以朗頓在亞利桑那大學讀本科四年級時開始四處物色合適的導師。“這時候我開始把我的想法稱為‘人工生命’，它或多或少類似于人工智能。”他說。“我得給它取一個精確洗練的名字，讓人們一看就明白其研究范圍。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人工智能。人工生命就是盡力像人工智能抓住和模仿神經心理學一樣抓住和模仿進化。我不是要準確模仿爬行動物的進化，而是想在計算機上抓住進化的抽象模型，為此展開實驗。所以我用‘人工生命’這個詞組，起碼可以向人們敞開了解該項研究的大門。”</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但不幸的是，朗頓總是一張口就吃閉門羹。他說：“我和計算機科學方面的人談過，但他們不知道我在說什么。他們的領域的談話內容是編程、數據結構和計算機語言。他們甚至連人工智能都不研究，所以計算機領域里甚至沒有人能夠愿意聽我談。他們點看頭說：‘你的想法和計算機沒有任何關系。’”</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在生物學家和物理學家那里遭到了同樣的冷遇他說：“我一直受到類似把你當瘋子看待的眼光。情況使人非常沮喪，特別是在我受傷之后，我無法確信我在做什么，我是誰。”客觀地說，朗頓到那時已經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他不但能夠集中注意力，而且身體強壯，一口氣能跑五英里。但他仍然覺得自己很怪、很難看、頭腦不健全。“因為我的神經系統紊亂，我搞不清楚自己的狀況究竟如何。我對自己的思路再也不敢確信。所以這次我對自己的想法也沒有把握。沒有人理解我在說什么，這種情形對恢復我的自信沒有絲毫的幫助。”</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但他仍堅持努力。他說：“我覺得這是我喜歡干的事。我愿意不斷推動事情的進展，因為我知道我認準的這個研究方向與我在發生事故前神志清醒時和正常時所思考的問題有關系。那時我對非線性動力學一無所知，但我對涌現的特點、對各個部分的相互作用、對許多單個因素無法做到，但集合為集體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卻有很強的直覺。”</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不幸的是，本能不能解決問題。到大學四年級結束時，朗頓不得不承認，所有這些努力都白費了，他陷入了困境。澤古拉很支持他，但澤古拉無法獨自一人承擔指導朗頓的責任。他只能撤退，重組力量。</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就在這期間，1979年12月22日，朗頓和愛爾維拉·色格拉（Elvira Segura），一位活躍好爭、談吐直率的圖書館學碩士生結婚了。他們是在史蒂夫·澤古拉的人類學課上相識的。“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只是好朋友，后來事情就發展了下去。”1980年5月，他以雙學位畢業，主要因為他積累了太多學分，所以校方堅持授予他雙學位。他畢業后就和愛爾維拉搬進了學校以北的一個租來的雙臥室的房子。</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他們的生活暫時很穩定。他妻子在大學圖書館謀到了一個很不錯的職位。朗頓自己在做雙份小時工。他在一個家庭裝修公司做木匠，他覺得這份活兒有很好的鍛煉療效，他還在一家彩色玻璃店當伙計。確實，他性格中的某一部分讓他很滿足于就這么一直干下去。他說：“好玻璃有自己的生命。你可以把許多小塊的玻璃拼成一起，合成一個完整世界的效果。”但朗頓也知道他必須做出嚴肅的抉擇，而且越早越好。他在澤古拉的支持下已經被大學人類學系錄取為研究生了，但是還沒有獲得專攻交叉學科的人工生命的準予。這意味著，他要浪費很多時間來修那些他不想修、或不需要修的課。所以，他是不是應該干脆完全放棄對人工生命的研究？</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這絕不可能。“我現在已經醒悟了，就像已經改變了宗教信仰。我知道我必須走下去，必須在這個領域攻讀博士學位。只是對走什么途徑還不太明確。”</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他決定，他要做的是弄一臺計算機來，用計算機來清楚地陳述自己的思想。這樣，他就能夠談論人工生命了，起碼能向人們展示他的一些想法了。所以他向彩色玻璃店老板貸了一筆款，買了一臺蘋果二型個人電腦，把它支在了小臥室里。他還買了一臺小彩電來當計算機監視屏。</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我一般都是晚上上機工作，因為白天我必須去上班。我基本上每夜都熬到兩三點鐘。不知是什么道理，我的腦子總是在夜晚這段時間最活躍、最清醒，我的思維也是在夜晚最自由、最富創造性。我會醒過來，腦海里盤旋著一個想法，于是我就會從床上起來，盡力捕捉這個想法。”</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他妻子對此并不高興。他會聽到她從另一間臥室傳來的聲音：“回來睡覺！明天你會累壞的！”今天回想起來，愛爾維拉認為朗頓當初這么熬夜是值得的。但當時她對她丈夫把家當作辦公室的做法非常惱怒。對她來說，這所房子是家，是一個家庭所在，是逃離外界的歸隱之處，但她同時也很明白，朗頓需要這么做。</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最初對人工生命研究的嘗試極其簡單：只是一個比一列基因表復雜不了多少的“生物體”。“這個表上的每一個條目都是這個生物體的一個基因類型，比如，這個生物體的壽命有多長？多久產生新的一代？是什么顏色的？它存在于空間的何處？然后還有一些環境問題，好比鳥兒飛過，撿起背景中顯得過多的東西。生物就這樣演化，因為當他們繁衍后代時，就會有變化的機會。”</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起初，當朗頓完成了這個程序，看到它能夠運作了，感到非常高興。生物體確實在演化。你可以看到它們的演化過程。但他很快就泄了氣。“整個演化都是線性的。”他說。生物體在做著明白無誤的事情。它們不會演化到超出他的理解之外。他說：“這不是真正的生物體。我的這個基因表是被外在的上帝——程序——所操縱的。繁衍如神話般地發生。我所需要的是更封閉的過程——這樣繁衍的過程會自動發生，成為基因類型本身的一部分。”</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在不知道從何開始做起的情況下，朗頓認為應該去亞利桑那大學圖書館，在那里進行一番計算機知識方面的閱讀。他試圖用“自我繁衍”這個關鍵詞找到有關書籍。</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我抱回了大量這方面的書籍！”他說。其中有一本參考書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由約翰·馮·諾意曼撰寫、勃克斯編輯的《自我繁衍自動機理論》。還有一本，《細胞自動機論文集》，也是這個叫勃克斯的家伙編輯的。另外還有一本發明了相關數據庫的泰德·考德（Ted
  Codd）撰寫的《細胞自動機》。這類的書有很多很多。</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哇！這就對了。當我發現這些書時，我對自己說：‘嘿，也許我是瘋了，但這些人起碼和我一樣瘋狂！’”他讀了馮·諾意曼、勃克斯、考德的書，以及所有他能在大學圖書館發現的這方面的書籍。沒錯！都在那兒呢：進化、生命游戲、自我集合、涌現的繁衍等所有這一切。</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他發現，馮·諾意曼從四十年代末開始就對自我繁衍的問題發生了興趣。當時他和勃克斯、戈德斯坦已經設計出了可編程的數字化計算機。當時可編程的計算機這個概念還很新奇，數學家和邏輯學家都渴望了解這種可編程的機器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這個問題幾乎是不可回避的：一臺機器能通過編程來復制自己嗎？</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馮·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