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nbsp;&nbsp;&nbsp; </span>他在這份“宣言”中寫到，人工生命與常規生物學基本上是相反的。人工生命不是用分析的方法——不是用解剖有生命的物種、生物體、器官、肌理、細胞、器官細胞的方法——來理解生命，人工生命是用綜合的方法來理解生命。即，在人工系統中將簡單的零部件組合在一起，使之產生類似生命的行為。人工生命的信條是，生命的特征并不存在于單個物質之中，而存在于物質的組合之中。其運作原則是，生命的規律一定是其動力形式的規律，這種規律獨立于四十億年前偶然在地球上形成的任何特定的碳化物細節之外。人工生命將用計算機，或也許是機器人等新型媒介來探索生物學領域的其它發展的可能性。人工生命研究人員將能夠取得像宇宙空間科學家把宇宙探測船發射到其它星球上那樣的成就。也就是，從宇宙的高度來觀察發生在其它星球上的事情，從而對我們自己的世界有新的了解。“只有當我們能夠從‘可能的生命形式’這個意義上來看待‘已知的生命形式’，才能真正理解野獸的本質。”</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他說，從抽象的組織角度來看待生命，也許是人工生命研討會上產生的最為矚目的思想。這一思想與計算機科學緊密相關絕非偶然。這兩者之間有著許多共同的知識之源。人類一直在探索自動機的奧秘，即，機器何以能夠產生自己的行為。自法老王時代開始，埃及工匠利用水滴的原理發明了時鐘。公元一世紀，亞力山大的西羅撰寫了氣體力學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描述了加壓的氣體如何使各種類似動物和人類形狀的小機器產生簡單的運動。一千多年以后，在歐洲進入偉大的時鐘工業時代后，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工匠便設計出日益精巧的、可以敲擊報時的鐘表。有些公用鐘表甚至還有許多數字符號，具有計時和報時的全套功能。在工業革命時期，從時鐘自動化技術又發展出更加高精尖的過程控制技術，即，工廠的機器由一組復雜的轉動凸輪和相互連接的機械手所操縱。十九世紀的設計師們在把可移動凸輪和具有可移動栓的轉動鼓輪這些改良的技術結合進來后，研制出了一種能夠在同一臺機器上產生多種動作序列的控制器。隨著二十世紀初計算機器的發展，“這種可編程的控制器的引入便成為一般功能計算機早期發展的雛形。”</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與此同時，邏輯學家正在把邏輯步驟的程序變成正式概念，從而奠定了計算機一般性理論的基礎。二十世紀初，阿龍佐·徹基（Alonzo
  Church）、科特·歌德爾（Kurt Godel）、愛倫·圖靈和其他一些人都指出，無論機器是用何種材料制造的，機械流程的實質，即導致機器行為的“東西”，根本就不是機器本身，而是一種抽象的控制結構，是可以用一組規則來表示的程序。朗頓說，正是這種抽象的東西使你可以從一臺計算機里取出一個軟件，插入另一臺計算機上運作：機器的“機制”在于軟件，而不在于硬件。這正是朗頓十八年前在麻省綜合醫院得到的啟示。而一旦你接受了這一點，那就不難理解，生物體的“生命力”同樣也在其軟件之中，即，存在于分子的組織之中，而不是存在分子本身。</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但朗頓承認，這種認識的跨越并非像看上去那么輕而易舉，特別是當你考慮到生命呈現出怎樣的流動性、自發性和有機性，而計算機和其它機器呈現出怎樣的受控性，接受這種認識就更難了。初看上去，甚至從機器的角度來談論有生命的系統都顯得非常荒唐。</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但答案就存在于進一步的偉大洞見之中，這也是人工生命研討會上一再出現的主題：有生命的系統就像機器，這很對，然而生命體這臺機器卻具有與一般意義上的機器全然不同的組織形式。有生命的系統似乎總是自下而上地。從大量極其簡單的系統群中涌現出來，而不是工程師自上而下設計的那種機器。一個細胞包含了許多蛋白、DNA和其它生物分子；一個大腦包含了許多神經元；一個胚胎包含了許多相互作用的細胞；一個螞蟻王國包含了許多螞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種經濟包含了許多公司和個人。</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當然，這正是荷蘭德和桑塔費研究所的同仁們在復雜的適應性系統一般性理論中所要強調的概念。區別在于，荷蘭德把這種群體結構主要看成是一堆建設磚塊，它們可以通過各種重組而產生非常有效的進化，而朗頓則主要視其為能夠產生豐富多采的、類似生命的動力的機會。朗頓最終用斜體字歸納道：“我們從計算機模擬復雜的物理系統中獲得的最為驚人的認識是：復雜的行為并非出自復雜的基本結構。”“確實，極為有趣的復雜行為是從極為簡單的元素群中涌現出來的。”</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這是朗頓由衷的認識。這段闡述非常清晰地反應了他發現自我復制的分子自動機的經驗。這一闡述也同樣強調了人工生命研討會上的一場最為生動的演示：克內基·雷諾爾茲的“柏德”群。雷諾爾茲在這個計算機模型中只用了三條僅限于局部的和“柏德”之間相互作用的簡單規則，而并沒有編寫全面的、自上而下的詳盡規則，來告訴“柏德”群如何采取行動，也沒有編寫任何規則來告訴“柏德”群如何馬首是瞻地聽從頭領“柏德”的指揮。但正是這些局部的規則使得“柏德”群對不同的情況產生了有機的應變能力。這些規則總是趨于將“柏德”拉向集中，在某些方面有些像亞當·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總是要使供與求趨于均衡。但正如經濟領域中的情形一樣，聚集的趨向只不過是一種趨向而已，其結果卻是，所有的“柏德”都根據近鄰的行為作出反應，所以，當一群“柏德”碰到像柱子這樣的障礙物時，每一個“柏德”就會各行其是，整個群體就這樣毫不困難地兵分兩路，從障礙物的兩側流繞而過。</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說，如果用一組自上而下的規則來做這件事，整個系統行動起來就會麻煩、復雜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各種規則要告訴每一個“柏德”在碰到每一種可以想象到的情況時應該采取何種具體的行動。他確實見過這樣的系統，它們總是顯得非常愚蠢和不自然，更像是一個動畫片，而不像是栩栩如生的生命。另外，由于這種自上而下的系統根本不可能把每一種情況都考慮到，所以這種系統總是一碰到復雜的情況就變得無所適從，總是表現得既僵硬又脆弱，常常會于躊躇猶豫之中嘎然而止。</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烏德勒支大學的阿利斯蒂德·林登美爾（AristidLindenmeyer）和里基那大學的普萊贊梅斯勞·普魯辛凱烏澤（Prezemyslaw
  Prusinkiewcz）的圖示植物也同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群體性思考的模式的產物。這些圖示植物不是畫在計算機屏幕上的，而是“種”到計算機屏幕上去的。它們起初是單個的莖枝，然后有一些簡單的規則來告訴每一個莖枝怎樣生出葉子、花朵和更多的分枝來。這些規則同樣沒有包含植物最終的整體形狀應該是什么樣的這類的信息，只是模擬植物生長過程中眾多細胞怎樣各自區分開來、怎樣相互作用。但這些規則卻產生了看上去極逼真的灌木、樹木、或花朵。事實上，經過仔細篩選的規則是能夠產生非常近似已知物種的計算機植物的。（而如果對那些規則做哪怕是極其微小的改變，都會導致產生完全不同的植物。這說明，對進化來說，發展進程中的微小改變多么輕易就能導致外形上的巨大改觀。）</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說，人工生命研討會一再強調這樣一個主題：獲得類似生命行為的方法，就是模擬簡單的單位，而不是去模擬巨大而復雜的單位。是運用局部控制，而不是運用全局控制。讓行為從底層涌現出來，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做出規定。做這種實驗時，要把重點放在正在產生的行為上，而不是放在最終結果上。正如荷蘭德喜歡指出的那樣，有生命的系統永遠不會安頓下來。</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說，確實，當你把這個自下而上的概念當作其邏輯結論來看待時，你就會把它視為一門新型的、純粹的科學——生機論。這個古遠的概念說的是，生命包含著某種能夠超越純物質的能源、力量、或精神。而事實上，生命確實能夠超越純物質。這不是因為有生命的系統是被某種物理和化學之外的某種生命本質所驅動的，而是因為一群遵循簡單的互動規則的簡單的東西能夠產生永遠令人吃驚的行為效果。他說，生命也許確實是某種生化機器，但要啟動這臺機器，“卻不是把生命注入這臺機器，而是將這臺機器的各個部分組織起來，讓它們產生互動，從而使其具有‘生命’。”</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最后說，從人工生命研討會的發言中提煉出來的第三個偉大洞見是：從生命的特點在于組織，而不在于分子這一點上來說，生命有可能不僅只是類似計算機，生命根本就是一種計算法。</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說，要知為何，就得從以碳為基礎的常規生物學開始解釋。生物學家們在這一個多世紀以來不斷指出，活的生物體的最為顯著的特點之一在于其基因型，即編入其DNA中的各種基因藍圖。生物體的結構正是這些基因藍圖所創造的。當然，在現實中，活細胞的實際運作極為復雜，每一個基因對每一種單一的蛋白分子來說都是一個基因藍圖，成千上萬個蛋白分子在其所在的細胞內以各種方式進行著相互作用。實際上，你可以把基因型想成是許多并行運作的小計算機程序的組合，每一個程序代表一個基因，當它們被激活時，所有這些被激活的程序就會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陷入邏輯沖突之中。而作為一個集體，這些相互作用的程序卻能夠完成整體的計算任務，這就是表現型，即，有機體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結構。</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接下來，從以碳為基礎的生物學，移到人工生命這個更為一般性的生物學，這一概念也同樣適用。為了說明這一事實，朗頓杜撰出泛基因型（generalized
  genotype）這個詞，或縮寫為GTYPE，來特指任何低層次規則的組合。他又杜撰出泛表現型（generalized Phenotype）這個詞，或縮寫為PTYPE，來特指在某種特定環境中這些被激活的規則導致的結構和／或行為。比如，在一個常規的計算機程序中，泛基因型顯然就是計算機編碼本身，而泛表現型就是這個程序對計算機操作者所輸入的數據的反應。在朗頓自己的自我繁衍分子自動機模擬中，泛基因型就是一組專門告訴每一個細胞如何與其鄰居相互作用的規則，泛表現型就是這組規則的總體行為模式。在雷諾爾茲的“柏德”程序中，泛基因型就是三條指導每一個“柏德”飛行的規則，而泛表現型則是一群“柏德”聚集成群的行為。</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更為廣泛地說，泛基因型的概念和荷蘭德的“內在模型”的概念基本上如出一轍。唯一的區別在于，朗頓的概念比荷蘭德的概念更強調其作為計算機程序的作用。毫不奇怪，泛基因型的概念完全適用于荷蘭德的分類者系統，一個特定系統中的泛基因型正是一組分類者規則。這個概念同樣適用于生態系統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一個生物的泛基因型包含其進攻和防御兩個染色體。這個概念也適用于阿瑟的玻璃房經濟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人工作用者的泛基因型就是通過刻苦努力而學會的一組經濟行為規則。從原則上說，這個概念適用于任何復雜的適應性系統，只要其系統的作用者是根據一組規則發生相互作用，這個概念就能適用。這些系統的泛基因型不斷發展、呈現為泛表現型，其實就是在進行一種計算。</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而這個概念的美妙之處在于，一旦你看到了生命和計算之間的關系，你就能夠從中推導出大量的理論。比如說，為什么生命總是充滿了出其不意的事件？因為總的來說，即使從原則上，我們也無法從某組特定的泛基因型來預測其泛表現型會產生什么樣的行為。這就是不可斷定性定理，這是計算機科學的最為深刻的研究成果之一：除非計算機程序完全無足輕重，否則，要知道結局的最快途徑就是運行這個程序，看它會產生什么結果。沒有任何通用性程序能夠比這更快地掃描計算機密碼、輸入數據，然后給你一個結果。老輩人認為計算機只是按程序員的指令運作，這個想法完全正確，但其實又風馬牛不相及。任何計算機編碼，一旦復雜到讓人感興趣的程度，就總是會產生讓程序員都吃驚的行為表現。這就是為什么任何像樣的計算機軟件包在上市之前都要做反反復復的測試和調試，這也就是為什么用戶總是能夠很快發現，該軟件永遠調試不到盡善盡美的程度。對人工生命而言，最重要的是，泛基因型和不可斷定性概念解釋了為什么一個有生命的系統可以是一個完全在程序，即泛基因型控制之下的生化機器，但卻仍然會產生令人吃驚的、自發的泛表現型行為。</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反過來說，計算機科學的其他深刻的定理表明，你不可能把這個概念倒過來應用，你不可能預先設定某種你想要的行為，即某種泛表現型，然后找到一組能夠產生這種行為的泛基因型。當然，在實踐中，這些定理不可能阻擋程序員利用經過嚴格測試的算法來準確地解決在定義清晰情況下的特殊問題。但在定義不清、時常變動的生命系統存在的環境中，似乎只有不斷嘗試、不斷出錯這一條道路可走，這便是眾所周知的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法。朗頓指出，這樣的過程也許顯得極其殘酷且歷史漫長。大自然編程其實就是建立各種由許多隨意形成的不同泛基因型的機器，然后再淘汰掉那些不能勝任的機器。這段混亂而漫長的過程其實是大自然所能做出的最佳選擇。同樣，荷蘭德的基因算法對計算機編程而言，或許也是對付定義不清、亂麻似的問題的唯一現實的辦法。朗頓寫道：“這很可能是尋找具有特定泛表現型的泛基因型的唯一有效的通用程序。”</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在概論的撰寫中，朗頓非常謹慎地避免宣稱人工生命研究人員所研究的實體“真正”是活的。它們顯然并不是活物。計算機中的“柏德”、植物和自我繁衍分子自動機，所有這些不過是模擬而已，是一種高度簡化了的、離開計算機就不存在的生命模型。但盡管如此，既然人工生命研究的全部意義就在于探索生命的最根本的法則，那就無法回避這個問題：人類最終能夠創造出真正的人工生命嗎？</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發現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沒有任何人知道何為“真正的”人工生命。也許是某種基因建構的超級生物體？是一個能夠自我繁衍的機器人？或是一種受過過度教育的計算機病毒？準確地說，生命究竟是什么？你怎么能確知你創造了生命或沒有創造出生命？</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毫不奇怪，這個問題在人工生命研討會上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大家不僅在會上，而且在會下的樓道里和餐桌上也在大聲而熱烈地爭辯這個問題。計算機病毒是一個最為熱門的話題，許多與會者都感到，計算機病毒已經快要越線了，令人十分沮喪。惱人的計算機病毒幾乎涉及到了所有衡量生命的尺度。計算機病毒能夠通過自我復制而轉移到另一臺計算機上，或自我復制到軟盤上，并進一步繁衍和擴散。它們能夠像DNA一樣把自己儲存在計算機密碼里，可以借主體（即計算機）的功能來實現自己的功能，就像真正的病毒能夠借助受感染細胞的分子的新陳代謝功能一樣。它們也可以在自己的環境中（計算機中）對刺激做出反饋，甚至可以借助某些計算機玩主扭曲的幽默感來產生變異和進化。計算機病毒確實可以在計算機控制的空間和計算機網絡上生存下去。在物質世界之外它們不可能獨立存在，但這不等于就能把它們劃出生命物體的范籌。朗頓聲稱，如果生命真的只是組織的問題，那么，應該說，組織完善的實體就是活的，無論它是用什么做成的。</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但不管計算機病毒是什么身份，朗頓都確信，“真正的”人工生命總有一天會誕生，而且很快就會誕生。它會誕生于生物化學領域、誕生于機器人和先進軟件的發展中。而且，不管朗頓和他的同事們是否對它進行研究，它都會因商用的和／或軍用的需要而出現，朗頓認為，正因為如此，人工生命研究才變得更為重要：如果我們真的是在向人工生命的美妙的新世界推進的話，那么，至少我們也該是睜著雙眼步入這個境界。</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朗頓寫道：“到這個世紀的中葉，人類已經具有了毀滅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力。到了下個世紀中葉，人類將具有創造生命的能力。”在這兩種能力中，很難說哪一種能力會帶給我們更大的責任負重。這不僅是因為某種特定的生命物體將能夠生存下去，而且因為進化的進程本身也會越來越落到我們人類的控制之中。</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這一展望使他覺得，所有卷入人工生命研究的人都應該讀一下《科學怪物》這本書：這本書很清晰地說明，制造了科學怪物的博士拒絕對他的創造物承擔任何責任。（盡管電影上并沒有這樣的鏡頭），我們絕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他指出，我們現在所導致的變化的后果是不可預測的，即使只從原則上來說也無法預測。但我們必須對后果負責。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必須公開辯論人工生命的意義，必須有公眾的介入。</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而且，假如你能夠創造生命，那么你就會突然卷入到比對計算機病毒是否是活的這種技術性定義問題要大得多的問題之中。很快，你就會發現自己卷入了某種實證神學中。比如，你創造了一個生命物體之后，你是否有權力要求這個活物對你頂禮膜拜、奉獻一切？你是否有權在它面前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否有權在它不聽命于你的時候毀滅它？</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 style='text-indent:21.0pt'>朗頓說，這些都是很尖銳的問題。“不管我們是否對這些問題已經有了正確的答案，都必須坦誠地、公開地提出這些問題。人工生命不僅是對科學或技術的一個挑戰，也是對我們最根本的社會、道德、哲學和宗教信仰的挑戰。就像哥白尼的太陽系理論一樣，它將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在宇宙中所處的地位和我們在大自然中扮演的角色。”</p>
  <p class=MsoPlainText style='text-indent:21.0pt'><b>新的第二定律<span lang=EN-US><o:p></o:p></span></b></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如果說，朗頓的言辭較之大多數科學性文章顯得調門略高，那這在羅沙拉莫斯他的圈子里也絕非罕見之事。法默就因高調先導艱深科學的概念而著稱。這方面的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默和他的夫人，環境法律師艾萊塔·白林1989年共同執筆的一篇非科學性演說，題目是：“人工生命：即將來臨的進化”。這是法默在加州大學慶賀馬瑞·蓋爾曼六十大壽的研討會上做的演講。“隨著人工生命的出現，我們也許會成為第一個能夠創造出我們自己的后代的生物……”他這樣寫道。“作為創造者，我們的失敗會誕生冷漠無情、充滿敵意的生物，而我們的成功則會創造風采奪人、智慧非凡的生物。這種生物的知識和智慧將遠遠超過我們。當未來具有意識的生命回顧這個時代時，我們最矚目的成就很可能不在于我們本身，而在于我們所創造的生命。人工生命是我們人類潛在的最美好的創造。”</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撇開華麗的詞藻不談，法默是當真把人工生命視為一門新興科學（這篇“即將來臨的進化”的演說的大部分，是對這門科學的未來做出并非夸大其詞的評價）。很自然，他對朗頓的研究也給予了同樣當真的支持。畢竟，是法默首先把朗頓帶到羅沙拉莫斯來的。盡管他對朗頓延宕已久的博士論文深感焦慮，但卻絲毫不后悔把朗頓帶到這里來。他說：“克里斯（朗頓）無疑值得我這么做。這兒的人都喜歡他，他有一個真正的夢想，有人生的志向，像他這樣的人太少。克里斯還沒學會如何提高工作效率。但我認為他很有遠見，一種真正的遠見。我覺得他為實現自己的抱負而付出了非常出色的努力，他不畏懼對付繁瑣而具體的問題。”</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確實，雖然朗頓湊巧還年長他五歲，但法默卻是全心全意支持朗頓的良師益友。1987年，當法默還只是少數幾個被桑塔費研究所的內部圈子囊括其內的年輕科學家之一時，他就說服考溫為朗頓的人工生命研討會捐資五千美元。在法默的推薦下，朗頓被邀請到桑塔費研究所的研討會上來做演講。法默還倡議研究所的科學委員會為人工生命項目招收訪問科學家，他還鼓勵朗頓在羅沙拉莫斯，偶爾也在桑塔費研究所舉辦一系列的人工生命討論會。也許最重要的是，1987年，當法默同意在羅沙拉莫斯的理論研究中心主持新的復雜系統小組時，他把人工生命、機器學習和動力系統理論列為這個小組的三大主要研究方向。</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法默并非天生的行政型人物。他三十五歲，是個高高瘦瘦的新墨西哥人，還像個研究生似的流著馬尾巴、著T恤衫、愛說“質疑權威！”這樣的話。忙忙碌碌的行政工作對他來說不啻是一個痛苦，不得不撰寫建議書，向“華盛頓的那些笨蛋”乞討研究基金是他的另一大痛苦。但法默無論在獲取研究基金上、還是在激發知識熱情上都天賦蓋人。他最初在數學預測這個領域脫穎而出，現在仍然將大部分時間付諸于該領域的前沿性研究，致力于尋找預測隨機而混亂的系統的未來行為的方法，包括對股市這種人們非常希望能夠預測未來的系統做出預測。他把小組用于“一般性功能”的大部分研究經費都撥給了朗頓和人工生命研究小組的成員，而讓他自己的非線性預測研究項目和其他研究項目自食其力。“預測研究能夠帶來實際的效益，我能夠保證投資人在一年之內得到回報，而人工生命研究卻要等很長時間才能產生結果。在目前的投資環境中，人工生命幾乎無法得到研究資金。當一個資助我的預測研究的基金會打電話向我問及他們收到的一份人工生命研究的建議書時，我便對這種情況看得十分清楚了。從他們的態度來判斷，他們把人工生命視為飛碟、或占星術之類的東西。他們看到我的名字出現在人工生命項目推薦人的名單上，深感不快。”</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
  yes">&nbsp;&nbsp;&nbsp; </span>從長遠來看，法默目前所處的情況不如他想象的理想。他確實非常熱愛預測研究工作，但陷于預測研究和行政事務，他沒有多少富裕時間來從事人工生命的研究。但人工生命比其他任何工作都打動他的心弦。他說，人工生命會領你深入到涌現和自組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之中，而這些正是一直縈繞在他腦海里的問題。</span></p>
  <p class=MsoPlainText><span lang=EN-US><span style="mso-space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