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上面講到的兩次重大的變革，人類斷案的歷史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以神證為主的斷案方法。所謂神證，用通俗的話講，就是讓神來幫助法官認定案件事實。在很多國家的歷史上都曾經采用過神證的方法，或者叫做神明裁判的方法。那么我們現在不妨假設科比這個案子發生在古巴比倫這個國家，按照當時的法典，按照漢謨拉比法典的規定，就要把科比扔到河里去。當然是要在嚴格的宗教儀式下，法官按照宗教儀式的規定，要祈禱，要請求神靈來幫助他們查明科比究竟有沒有實施這個強奸的行為，然后把科比扔到河里去。如果科比沉到水里去了，那么法官就會宣布神靈已經告訴我們科比是有罪的；如果科比浮在水面上，法官就會宣布神靈的啟示是說科比是無罪的。所以也有人在講，是不是在古巴比倫那個時期，可能會游泳的人不太多，所以罪犯扔到河里去，浮在水面的才被認為是無罪的，是清白的。那么，如果科比這個案件發生在古印度，古印度也曾經有很多種神明裁判的方法，其中有一種方法，叫做圣谷審。古印度的摩奴法典曾經規定了八種神明裁判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圣谷審。所謂圣谷就是供奉在寺廟里的那些谷物，比如說大米呀，或者是玉米呀，那么這個谷物供奉在寺廟里面人們就認為它已經染上了神氣，所以神已經把他們的意旨注入到這些谷物里邊。那么在法庭上，當然這種法庭一般都是一些宗教場所，法官就會在嚴格的宗教儀式下，然后讓科比把這些供奉的谷物吃下去。大家知道，這些谷物往往都已在寺廟里供奉了很長時間，可能有的已經略有變質，那么吃下去以后，法官就要派人看著科比，看他在三天之內有沒有什么特殊的反應。如果科比很正常，沒有任何反應，身體狀態良好，法官就會宣布科比是無罪的，科比是清白的；反之，如果科比有一些不正常的反應，比如說上吐下瀉，那可能法官就會說神已經告訴我們科比是有罪的。這是古印度的神明審判的方法。

    那么如果在中國呢？大家可能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法官叫皋陶，是舜帝時期的司法官，當然嚴格地講他當時既管司法工作，也管軍隊，是主掌兵刑的一個官員。我們把他稱為是中國法官的祖先。那么，皋陶審理案件的時候，據史書記載，如果遇到疑難的案件，像科比這樣的案件，查不清楚，究竟科比有沒有實施強奸的行為，查不清楚。那么怎么辦呢？皋陶就會把他帶到神羊的面前。所謂神羊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那個獨角獸。把他帶到神羊的面前，如果神羊用那個角——這個神羊只有一只角——神羊用獨角頂他的話，說明他就是有罪的；如果神羊對他很友善，不用角頂他，說明他是無罪的。所以史書記載：皋陶治獄用神羊。這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帶有神明裁判色彩的一種斷案方法。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應該說沒有像外國那么發達的神明裁判的實踐。神明裁判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曾經流行過，在歐洲大陸國家，比如在法蘭克國家，在日耳曼人，現在的德國，歷史上都曾經采用過水審法，火審法，那么還有熱油審，還有熱鐵審等等。而且法蘭西在歷史上曾經有一種很有意思的神明裁判方法，叫做面包奶酪審。假如科比這個案件發生在法蘭克，在歷史上的法蘭克，那么法官就會命令他，當然也要在嚴格的宗教儀式下，把一定數量的大麥面包和干奶酪吃下去。大麥面包是粗纖維的，而且干奶酪的吞咽也是很困難的。就是在一定時間內，要求他吃下去。如果他能夠順利地把它吃下去，法官就會裁定，神告訴我們，科比是清白的；如果他吃不下去，發生吞咽的困難，甚至有干嘔的那種生理反應，法官就會說神已經告訴我們，他是有罪的，科比應該受到刑罰。

    后來也有一些科學家在研究歷史上這些神明裁判方法的時候，指出法蘭西這種面包奶酪審其實也有一定的科學道理，就是人在緊張的時候，在恐懼的時候，會產生一系列的生理現象，其中之一，就是唾液分泌的減少，所以人會覺得口干舌燥。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樣的體會，當你特緊張的時候，比方參加考試特別是面試的時候，有沒有很緊張？如果你去面試別人的時候，可能有時候你也會看出來，你發現他總是不住地在用舌頭舔嘴唇，這可能說明他心里很緊張，是不由自主地做出這樣的動作。當然這是現代科學家的分析。

    這是人類司法證明歷史或者說斷案歷史上的第一個階段，就是通過神的告知來認定案件事實，為司法判決提供一個依據。毫無疑問，這種斷案方法和人類的認識能力發展水平是相一致的。在那個時期人們還不知道如何運用科學的方法去查明和認定案件事實，而社會又需要司法必須做出一個具體的確定性的裁斷。當然，當時人們對神靈的信奉也為司法證明客觀地提供了條件，所以有人講，如果大家都不信神靈不信神，那么神明裁判自然就無法發揮它的作用，所以神明裁判是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特定時期的一種產物。很顯然，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神明裁判就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所以在歐洲大概是在12、13世紀的時候神明裁判的方法就逐漸退出了司法證明的歷史舞臺。

    那么接下來人類就進入了司法證明或者斷案方法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以人證為主的斷案方法階段。人證包括我們現在在社會生活中大家講的證人，當事人，那么刑事案件中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那么還包括被害人。這里講的人證是一種廣義的。在人類司法證明的歷史上，其實在很早人證就已經出現在斷案的歷史舞臺上。古代人斷案其實也是要使用人證，要聽當事人的陳述，也要聽證人的陳述，但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特別是在神明裁判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人證所發揮的只是一種次要的作用，或者說在疑難、重大的案件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神靈的力量。那么神明裁判退出司法證明的歷史舞臺之后，人證自然就成為了司法證明的主角，也就是成為法官斷案的最主要的依據。那么在各種各樣的人證中，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國家，最主要的人證都是當事人的陳述，刑事案件中，就是被告人的供述，所以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非常重視被告人口供的這樣的司法傳統。大家知道我們古代的法官辦案，無論是包青天，還是一些其他的酷吏貪官，那么都要拿到被告人的口供，所以按照當時的說法叫做無供不錄案，斷罪必取輸服供詞。也就說，你斷案認定被告人有罪，一定要拿到被告人承認自己有罪的口供。

    那么在西方國家，無論是在法蘭西還是在俄羅斯，在歷史上都曾經把被告人的口供當作最可靠最完整的證據。也有人說，可以把它稱為證據之王。所以，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司法證明中最重要的一種證據。但這里就出現一個問題，被告人的口供這么重要，怎么來取得它呢？對這個問題，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回答。被告人決不是總會自愿做出認罪的供述，那么必然的一個回應也就是對他進行刑訊逼供，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刑訊是合法的取證手段，在歐洲一些國家的歷史上，刑訊也是一種合法的取證手段。所以，刑訊逼供在很長歷史時期內都是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對刑訊也曾經有過這樣或那樣的限制，這是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比如說從宋朝到明朝，對于刑訊有具體的規定。比如說，一次對被告人刑訊只能打三十板，只能打三十下，有的時候呢還規定總數不能超過二百下。如果你打三十下，一次打三十下之內，這是合法的，打到三十下你必須休息，讓被告人也休息休息，然后再繼續打。如果你一次超過三十下，那你就是違法的，這是對刑訊的一種限制。

    另外我們還知道，就是在以人證為主的斷案方法時期，我國司法者的祖先也積累了很多正面的帶有科學性的經驗。比如說中國在春秋時期就有人總結出“以五聲聽獄訟”這樣的斷案方法。所謂“以五聲聽獄訟”，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要察言觀色。五聲，首先比如說要辭聽、色聽、目聽、耳聽等等。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你在審理案件的時候，面對犯罪嫌疑人的時候，你要看一看，他的反應是什么。辭聽就是說他在說話的時候是不是很坦然，是不是很流暢，如果他講話吞吞吐吐那說明他可能說的是假話，他有罪。色聽就是看他的臉色，這個人一進來面對法官的時候，就面紅耳赤，這也是人很緊張的一種反應，甚至那臉上都流出很多的汗水，那法官也可以以此裁定他說的是假話，他有罪。那么目聽呢，是看他的目光，敢不敢與法官對視，就是當法官用目光注視犯罪嫌疑人的時候，他的目光可能會躲避，那么這也可以反映出是他心里有鬼，他說的是假話。耳聽就是他的反應，有的犯罪嫌疑人在接受法官詢問的時候，當然現在也可能是接受偵查員詢問的時候，總好像聽力很遲鈍，你問他，他總是反復地問，你說的是什么，您再說一遍。這實際上反映出他心里在做一些防御的準備，那么也可以看作是一種說假話，或者有罪的一種征象。

    另外在中國古代，人們還總結出一些運用科學的分析、運用科學的推理來斷案的方法。在古代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案例。比如說，在宋朝的時候，曾經有這樣一個案例，一個縣城里面，有一個大戶人家失竊，丟失了金銀細軟若干，那么縣官呢，通過用現代話講是偵查了，找到了十幾個犯罪嫌疑人，但是通過審訊，這十幾個犯罪嫌疑人都不交代，查不清究竟哪一個人是盜賊，所以這個案子在縣城里面成為了積案。后來一個新的縣官上任，這個人叫陳述古，上任以后他決心要查破此案。那么他發現就在這個縣城的后山上有一座廟，廟里有一口大鐘被當地人視為神靈，大家都覺得這口鐘很靈，它能夠識善惡，逢年過節大家都會到這個寺廟里去供奉這口大鐘。所以陳述古就把這口大鐘請到他的縣衙的后院里，然后用幔布把它圍起來。第二天他升堂，把十幾個嫌疑人都傳到堂上，然后他說今天我不來審理這個案件，我要請神靈來幫助我們審理這個案件，這個神靈就是我們后山寺廟里的這口大鐘。大家都知道這口大鐘是能夠識善惡的，是非常靈驗的，所以現在我就讓你們每個人依次到后院的那個幔帳里面用手去摸著大鐘，如果你是盜賊，這個大鐘就會嗡地響起來；如果你是清白的，那你不用擔心，這個大鐘不會有任何反應的。那么誰摸這個大鐘，鐘發出聲響我們就知道他一定是盜賊了。接下來他就讓人把這十幾個人押到后院，依次讓他們進到幔帳里邊，去摸這個大鐘，那十幾個人摸了一遍，大鐘一直也沒響。當時有人就覺得，你陳述古這個方法也不靈呀。但是其實此中自有奧妙。陳述古讓十幾個人回到大堂，然后讓衙役分別查驗這些人的手掌。那么這些人伸出手一看，十幾個人中只有一個人的手掌上沒有炭灰，其他人的手掌上都是黑的，都有炭灰。因為陳述古事前已經讓人在大鐘上偷偷地抹上了炭黑，而且在那個幔帳里邊是很黑的，人進去看不見。所以他說，手上沒有炭灰的人就是盜賊。為什么呢？因為他在進入幔帳摸鐘的時候，因為他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一定不敢用手去摸那個大鐘。當時他一拍驚堂木，你還不從實招來！那么這個人果然就招了，而且根據他的口供果然就起獲了那些被盜竊的贓物。這在歷史上叫做摸鐘辨盜的故事。那么這個案例呢，就體現了我們的一些司法者，古代的斷案法官在運用智慧來破案，來查明案件事實。

    第三個階段，就是以物證，或者叫科學證據為主的司法證明階段。物證和科學證據的使用，其實在人類歷史上也是古已有之。我們大家知道在《秦簡。封診式》里面記載了很多斷案的案例，當然還包括現場勘察的一些記載。那么在那些案例里面，就記載了對于現場勘察所發現的一些物證或者痕跡的狀況，比如記載有手跡，就是手印，還有漆跡、足跡或者其他的一些衣物等。這就說明在秦朝的時候，其實我們的司法者在斷案的時候，已經認識到要運用物證來查明案件事實了，但是由于受當時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限制，物證在司法證明中所起的作用還是很小的，或者說它沒有成為司法證明的一個主要的角色。大概在19世紀后期，司法證明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在歐洲一些科學技術比較發達的國家，隨著一些新的科學技術的發現，人們不斷在探索司法證明中如何運用物證，如何讓物證在司法證明中發揮更重要的角色。那么，在物證的運用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線索，這也是在人類司法證明或在人類斷案歷史中一個重要的線索，也就說如何去認定犯罪人。用我們專業的話說，也就是如何對犯罪人或者作案人進行人身同一認定。這是人類幾千年一直在探索的問題，怎么能夠有一些科學的方法來對人身進行同一認定，也就說認定你這個人就是以前曾經在某個場所出現過，或者說就是實施了某個犯罪行為的人。這是司法證明也是斷案中一個核心的問題，特別是在刑事案件中。19世紀后期隨著人類科學知識的增長，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那么使一些運用科學方法進行人身識別就成為可能。

    這里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法國人貝蒂隆，因為他發明了一種人體測量法，來對罪犯進行人身識別。作為人體測量法，按照他當時的做法，就是在人身體上一共測量11個骨骼的長度，包括人的頭的周長、頭的長度、左臂長、左前臂長、左中指長、腿長、腳長等等，一共是11個骨骼的長度。那么，貝蒂隆根據當時人類學家統計學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他說這11個骨骼長度可以滿足對人身進行識別的需要。首先，他說一個成年人的骨骼長度是固定不變的，或者說是基本上不變的，那么這是對人身進行識別的一個基礎。當然，貝蒂隆的這種方法做起來是很復雜的，所以很快就被其他的一些人身識別的方法所取代了，比如說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指紋法。那么，指紋作為人身識別的一種方法、一種手段，也有它發展的過程。其實我們中國人在歷史上很早就曾經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運用指紋來對人身進行識別，或者對人的身份進行確定。前面講到，在《秦簡。封診式》里面，已經就提到了手印，說明當時的人已經在運用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