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安石的國家資本新法引起的糾紛，和一直綿延到蘇東坡一生的政壇風波的擾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時代的資料，其中包括對話錄，為量甚大。蘇東坡并不記日記。他不是記日記那一類型的人，記日記對他恐怕過于失之規律嚴正而不自然。
    但是他寫札記，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處所、事件，他都筆之于書，有的記有日期，有的不記日期。而別人則忙于把他的言行記載下來。愛慕他的人都把他寫的書簡題跋等精心保存。當時他以杰出的書法家出名，隨時有人懇求墨寶，他習慣上是隨時題詩，或是書寫雜感評論，酒飯之后，都隨手贈與友人。此等小簡偶記，人皆珍藏，傳之子孫后代，有時也以高價賣出。這些偶記題跋中，往往有蘇東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書簡約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跡題跋約六百件。實際上，是由于蘇東坡受到廣泛的喜愛，后來才有搜集別的名人書札題跋文字印行的時尚，如黃山谷便是其一。當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蘇東坡去世之后，立即開始搜集蘇東坡的墨跡書簡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賣，供人做臨摹書法之用。有一次，蘇東坡因對時事有感而作的詩，立刻有人抄寫流傳，境內多少文人爭相背誦。蘇東坡雖然發乎純良真摯之情，但內容是對政策表示異議，當時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國都之際，當權者之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勢嚴重，蘇東坡幾乎險遭不測。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貶滴期間，對不夠親密的朋友他說是已然后悔，但是對莫逆之交，他說并無悔意，并且說，倘遇飯中有蠅，仍須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當時高士之首而自傷，在與心地狹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掙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國域外的蠻荒瓊崖海島，他以坦蕩蕩之胸懷處之，有幾分相信是命運使然。
    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為文人竊竊私語的話柄，尊重景仰的話題，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在剎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后，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賽克瑞（Thackeray）；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仿佛英國的約翰生。不知為什么，我們對約翰生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根茲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綏福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并沒變成尖酸刻保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人生如夢，一出戲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里，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只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鉆研完畢之后，并且了解了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么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卜未來，那么清楚，那么明確，事故是那么在命難逃。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折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傳記家的馬后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兇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蘇東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O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滴。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于導致國力耗竭，小人當政。凡是讀《水淋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凋零，或是丟官去位。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臺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于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純良儒臣，寧愿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余則在流謫中棄世。宋朝國力之消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個清楚。
    王安石在熱衷于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一項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因為在一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難免于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松詼諧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沖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蘇東坡和王安石，誰也沒活到親眼看見他們相爭的后果，也沒看到北方異族之征服中國，不過蘇東坡還活到親眼看見那廣事宣傳的新政的惡果。他看見了王安石那么深愛的農民必須逃離鄉里，并不是在饑謹旱澇的年月，而是在五谷豐登的年月，因為他們沒能清還硬逼他們向官家借的款項與利息，因此若膽敢還鄉，官吏定要捕之入獄的。蘇東坡只能為他們呼天求救，但是卻無法一施援手。察訪民情的官員，奸偽卑劣，以為對此新政新貴之缺點，最好裝聾做啞，一字不提，因為當權諸公并非不知；而對新政之優點，乃予以粉飾夸張，錦上添花。說漫天之謊而成功（倘若那些謊言漫天大，而且又說個不停），并不是現代人的新發明。那些太監也得弄錢謀生。在這種情形之下，玩法弄權毫不負責之輩，就以國運為兒戲，仿佛國破家亡的后果他們是可以逃脫的。蘇東坡勉強潔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無可奈何了。皇帝雖有求治的真誠愿望，但聽而不聰，誤信人言，終非明主，焉能辭其咎？因為在國家大事上，他所見不明，他每每犯錯，而蘇東坡則料事無誤。在實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義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壓政治之下輾轉呻吟。在瘋狂的爭權奪利之中，黨派的狂熱，竟凌駕乎國家的利益之上。國家的道德力量、經濟力量一大為削弱。正如蘇東坡所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很容易被來自西伯利亞的敵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當北方強鄰的傀儡，名為區域獨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無怪乎朝廷滅亡，中國不得不遷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鐵蹄之下化為灰燼之后。歷史家在一片焦瓦廢墟中漫步之時，不禁放目觀望，胸頭沉思，以歷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國家百姓遭此劫難的原因，但是時過境遷，為時已遲了。
    蘇東坡去世一年，在當權的群小尚未把長江以北拱手奉送與來自窮沙大漠的他們那異國的君王，一件歷史上的大事發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黨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黨之爭的一個總結。元佑是宋哲宗的年號（一0八六——一0九三），在這些年間，蘇東坡的蜀黨當權。元佑黨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間當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單，以蘇東坡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孫永遠不得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與此名單上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經訂婚，也要奉旨取消。與此同樣的石碑要分別在全國各縣樹立；直到今天，中國有些山頂上還留有此種石碑。這是將反對黨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的辦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對黨人千年萬載永受羞辱的辦法。自從中國因王安石變法使社會衰亂，朝綱敗壞，把中國北方拱手讓與金人之后，元佑黨人碑給人的觀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為不同了。隨后一百多年間，碑上人的子孫，都以碑上有他們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這就是元佑黨人碑在歷史上出名的緣故。實際上，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種榮耀，因為在立碑時要把反對黨趕盡殺絕，那群小人便把自己個人的仇敵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單上的人是好壞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寧五年（—一0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現輦星，在文德殿東墻上的元佑黨人碑突遭電擊，破而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無疑問，徽宗大懼，但因怕宰相反對，使人在深夜時分偷偷兒把端門的黨人碑毀壞。宰相發現此事，十分懊惱，但是卻大言不慚的說道：“此碑可毀，但碑上人名則當永記不忘！”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如愿以償了。
    雷電擊毀石碑一事，使蘇東坡身后的名氣越來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間，凡石碑上刻有蘇東坡的詩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銷毀，他的著作嚴禁印行，他在世時一切官銜也全予剝奪。當時有作家在雜記中曾記有如下文句：“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崇寧大觀間，海外蘇詩盛行。是時朝廷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東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雷擊石碑后五年，一個道士向徽宗奏稱，曾見蘇東坡的靈魂在玉皇大帝駕前為文曲星，掌詩文。徽宗越發害怕，急將蘇東坡在世時最高之官爵恢復，后來另封高位。為蘇東坡在世時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七）以前，皇家已經開始搜集蘇東坡的手稿，懸價每一篇賞制錢五萬文。太監梁師成則付制錢三十萬文購買穎州橋上雕刻的蘇東坡的碑文（早已經人小心翼翼的隱藏起來），這筆錢在當時的生活來說，是夠高的價錢。另外有人出五萬制錢購買一個學者書齋上蘇東坡題匾的三個字。這時蘇東坡的詩文字畫在交易上極為活躍，不久之后，這些寶貴的手稿不是進入皇宮成了御覽之寶，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來金人攻下京師，特別索取蘇東坡和司馬光的書畫，作為戰利品的一部分，因為蘇東坡的名氣甚至在世時已經傳到了塞外異族之邦。蘇東坡的手稿書畫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敵人用車裝運到塞外，同時徽、欽二帝也隨車北擄，竟至客死番邦（當時徽宗已讓位于兒子欽宗）。蘇東坡遺留下的文物未遭毀滅者，也由收藏家運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間。
    蘇東坡業已去世，有關時政的感情沖動的爭斗風暴也已過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開始閱讀蘇東坡的遺著，尤其是他那有關國事的文章，越讀越敬佩他謀國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剛大勇。為了追念蘇東坡，把蘇東坡的一個孫子蘇符賜封高官。所有這些舉動，都使蘇東坡身后的名氣地位達到巔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賜他溢號文忠公，又踢太師官階。皇帝對他的天才寫照，至今仍不失為最好的贊詞。
    到今天，各種版本的蘇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圣旨，和皇帝欽賜的序言。茲將封他為大師之位的那道圣旨轉錄于后：敕。朕承絕學于百圣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將興起于斯文，愛緬懷于故老。
    雖儀刑之莫睹，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溢文忠蘇武，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于孟打，論事肯卑于陸贊。
    方嘉括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乃陳長治之策。嘆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燒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于生前，議論常公于身后。人傳元佑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論世。稅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贈太師。
    余如故。
    由此觀之，蘇東坡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則是由于他對自己的主張原則，始終堅定而不移，二則是由于他詩文書畫藝術上的卓絕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構成了他名氣的骨干，他的風格文章之美則構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們會從內心愛慕一個品格低劣無恥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華，也終歸無用。孝宗賜予《蘇東坡集》的序言就盛贊他浩然正氣的偉大，這種正氣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華麗柔靡之作，并且使他的名氣屹立如山，不可動遙但是，現代我們不要忘記蘇東坡主要是個詩人作家。他當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詩文中有一種特質，實在難以言喻，經過翻譯成另一種文字后，當然更難以捉摸。
    杰作之所以成為杰作，就因為歷代的讀者都認為“好作品”就是那個樣子。歸根結底來說，文學上萬古不朽的美名，還是在于文學所給予讀者的快樂上，但誰又能說究竟怎樣才可以取悅讀者呢？使文學作品有別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悅于人的聲韻、感情、風格而已。杰作之能使歷代人人愛讀，而不為短暫的文學風尚所掩沒，甚至歷久而彌新，必然具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發乎肺腑的“真純”，就猶如寶石之不怕試驗，真金之不怕火煉。蘇東坡寫信給謝民師時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論貴賤也。”
    可是，使作品經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純”又為何物？蘇東坡對寫作與風格所表示的意見，最為清楚。他說作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擊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
    詞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在此為風格做解釋，蘇東坡很巧妙的描寫了他自己的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云流水”，他是把修詞作文的秘訣棄之而不顧的。
    何時行，何時止是無規矩法則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實精確的表達出來，表達得夠好，迷人之處與獨特之美便自然而生。并不是在文外附著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現精妙而能得心應手，則文章的簡潔、自然、輕靈、飄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處所謂文章的簡潔、自然、輕靈、飄逸，也就是上好風格的秘訣。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致于索然無味，而我們也就不怕沒有好文章讀了。
    不管怎么說，能使讀者快樂，的確是蘇東坡作品的一個特點。蘇東坡最快樂就是寫作之時。一天，蘇東坡寫信給朋友說：“我一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復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之。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于此者也。”蘇東坡的文字使當代人的感受，亦復如此。歐陽修說每逢他收到蘇東坡新寫的一篇文章，他就歡樂終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訴人說，每逢皇帝陛下舉著不食時，必然是正在看蘇東坡的文章。即便在蘇東坡貶謫在外時，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詩到達宮中，神宗皇帝必當諸大臣之面感嘆贊美之。但是皇上對蘇東坡的感嘆贊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蘇東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蘇東坡寫文章力辯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樂的力量，就是文學本身的報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時他曾想拋棄筆墨根本不再寫作，因為他一輩子都是以筆買禍。他在給劉行的回信中說：“端窮困，本坐文字。蓋愿到形去皮而不可得者。
    然幼子過文更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棄也。”作者自由創作時，能自得其樂，讀者閱讀時，也覺愉悅歡喜，文學存在人間，也就大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