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作家老舍-關紀新
　　
　　主講人簡介： 
　　關紀新：1949年12月生于吉林省伊通滿族自治縣，滿族；1982年7月畢業于中央民族學院，獲學士學位；1999年起，被聘為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98年起，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副教授；2002年9月起，被聘為該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教授；1998年，被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學位委員會委員；兼任民族大學滿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老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主要學術成果：2000年10月，學術著作《多重選擇的世界--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的理論描述》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三屆優秀科研成果獎三等獎”。1999年10月，學術著作《老舍評傳》獲中國作家協會和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聯合主辦的“全國第六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1999年10月，文學論文《老舍，民族文學的光輝旗幟》獲民族文學雜志社“建國五十周年征文優秀作品獎”。1994年10月，學術圖集《中國滿族》獲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國家新聞出版署聯合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民族圖書獎三等獎”。 
　　內容簡介： 
　　我們祖國的燦爛文化，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著名的現代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滿族人。“滿族”出身對于老舍和他的藝術來說，具有不可忽視的潛在意義。老舍先生出生在清末京師一戶貧苦的旗人家庭。他的先人一直是清代護衛北京城的旗兵。清代八旗下層官兵不僅承擔著保衛國家統一人民安定的職責，同時因為“八旗生計”問題的長期困擾，普遍處于相當低下的生存狀態。父親在庚子年間抗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戰役中為國捐軀，使老舍自幼便懂得了愛國的人生要義，他的情操、性格、處事方式，都有著他的旗人父母影響的影子，這對他的一生都起了作用。 
　　老舍的祖上屬于滿族的正紅旗。有清一代正紅旗的駐地在北京城的西北部位，老舍對這一帶的社會生活極為熟悉，他寫了一輩子北京人的故事，也大多發生在北京的西北部位。老舍自幼生活在北京的滿族社區，從他的精神世界到他的藝術根基，不可避免地被打下了種種民族文化的烙印。清末，為八旗制度嚴格束縛的旗人們，痛苦郁悶，愁里尋歡、苦中作樂是他們的人生基本功，到了民國初年，他們的社會地位很低，下層滿人們更是得在插科打諢間，討得暫時而且可憐的心理快慰。久而久之，滿族人大多養成了夾雜著幾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老舍就是在這種融會著復雜生活情調的現實中泡大的，也被濃重地染上了傾向幽默的思維習性。這種習性，從一開始，就自然地被注入他的創作活動中（例如《趙子曰》、《二馬》等），后來這條路越走越寬，達到了悲劇主題的嚴肅性與藝術風格的幽默感水乳渾然（例如《離婚》、《牛天賜傳》等）。老舍出身于少數民族，對本民族的歷史、社會、文化，都有著非同一般的體認。同時，他又成長于北京這個中原文化腹地，這個自古以來各民族充分交往的大都市，對漢族等兄弟民族的歷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領會和接受。他一生曾經多次旅居國外，對東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有很自覺的思考。他因此獲得了難能可貴的多民族文化思維參照系統。作為一位熱愛中華民族，也關注自己滿族歷史命運的作家，老舍在他的創作中繼承魯迅的傳統，著力解剖民族性的優長與缺陷，尤其是《正紅旗下》、《四世同堂》、《茶館》等作品，對民族文化的反思達到了罕見的深度，都堪稱是民族文化不可多得的憂思錄與備忘錄，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占有極高的地位。老舍在這一方面的杰出貢獻，也得益于小民族出身以及獨特的民族文化位置對他的啟迪作用。 
　　（全文） 
　　我們大家都知道，老舍先生是一位滿族人。這一點，在各類文學讀物中均有說明。那么，“滿族”二字對于老舍來說，是否只是意味著他的戶口本上一個欄目跟我們大多數人有所不同？這個問題，可能許多朋友都沒有想過。好，咱們今天就來說說這個話題。 
　　老舍先生出生在清代末年京師一戶貧苦的旗人家庭。 
　　所謂旗人，在有清一代，是對被編入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這類兵民一體化組織中的人們的總稱。清朝的奠基人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兩代，在當初籌劃進取中原的時候，將滿洲民族的全體青壯年男性，都收進了軍隊之中，把他們分別劃入以8種旗幟為標志的8個方面軍。這8個方面軍，即被稱為鑲黃旗、正黃旗、鑲白旗、正白旗、鑲紅旗、正紅旗、鑲藍旗、正藍旗。后來，又仿照滿洲八旗的編制，建起了蒙古八旗和漢軍八旗。3個八旗的軍事組織，自建立起的二三百年間，曾在創立清朝、鞏固政權、維護祖國統一、保衛人民安定生活等方面，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八旗的設置，隨后成了清代始終貫徹的制度。它把世代的旗人，嚴格地圈定在當兵吃糧餉的惟一人生軌道里，禁止他們從事除當兵之外的一切職業，不許他們做工、務農、經商以及從事一切其他職業，這雖然有助于政治基石的牢靠，也防止了旗人與民爭利，但是，也造成了創建這種制度的人預料不到的社會難題。從乾隆年間起，“八旗生計”問題愈演愈烈，叫所有的清代統治者傷透了腦筋：旗人“人口大量增加，而兵有定額，餉有定數，既不能無限制地增餉，又不能放松正身旗人參加生產勞動的限制”，于是，補不上兵缺的旗籍子弟越來越多，只好眼睜睜地失業賦閑，成為“閑散旗人（滿語稱‘蘇拉’）”，這不僅導致許多下層旗人日益明顯地走向貧困化，還使入關之初異常精銳剽悍的八旗勁旅，漸漸失去農商技能，滋生了惰于勞作、荒于嬉戲的積習。到了清末，由京師八旗貴族、軍官、士兵、蘇拉、家眷等等所組成的人們共同體，總人數已多達60萬左右，社會上習慣以“旗族”來稱呼他們。在京城“旗族”人丁日趨繁盛的情況下，“八旗生計”的問題對于走投無路的窮旗人們來說，已經嚴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老舍的祖上，不知從那一輩開始，也跌進了這個可怕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