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滿洲八旗中，老舍先人隸屬于正紅旗。因為沒有資料說明這個家族在清朝入關后有過調動遷徙，所以只能假定他們是從17世紀中期開始，始終歸屬在京城里的正紅旗麾下。 
　　1644年清政權入關，把燕京確定為首都，在京城實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大致相當于現在東城、西城的內城，只許八旗的將士及家眷居住，原來住在內城的漢、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被遷移到京師外城——大致相當于今天崇文、宣武兩區。在內城，中心是皇城，圍繞皇城，八旗嚴格地被分置于相關地段。兩黃旗居北：鑲黃旗駐安定門內；正黃旗駐德勝門內；兩白旗居東：鑲白旗駐朝陽門內；正白旗駐東直門內；兩紅旗居西：鑲紅旗駐阜成門內；正紅旗駐西直門內；兩藍旗居南：鑲藍旗駐宣武門內，正藍旗駐崇文門內。于是，內城的確像歷史學家后來常說起的那樣——“就像一個大兵營”。這種嚴整的格局，到清中期開始稍稍地模糊起來，因為旗人們沒法不吃不喝、不去跟商人們打交道，旗人貴族更不能戒除看戲娛樂等需求，他們得隨時跟外民族交往，漸漸地，原來住在外城的“民人”（在清代，這是一個與旗人相對應的稱呼，指的是除旗人而外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也有少量搬進了內城，內城的王公貴族也有破例到外城去辟地設府的了；再后來，受“八旗生計”的逼迫，一部分城里的貧苦旗人，典出了自己的居舍，離開最初的本旗指定居住地，向著附近的——尤其是各城門之外的關廂地區——可資容身之處搬遷。雖說有了這樣的變化，八旗在內城的基本居住區劃，卻直到清朝滅亡以前，沒有大的變更。在京城八旗區劃內分別設立著八旗都統衙門，這8個衙門既掌管京城旗人的一切事務，還把分散在全國各地的駐防旗人全都統轄起來。從道理上講，遍布各地的八旗駐防旗兵，都是從京城這個“老家”派出去的，如果戰死在外地，尸骨都應當送回京師“奉安”。這種方式，是與清初統治者把本民族中心由東北地區移到北京的整體部署一致的。就像雍正皇帝說過的：“駐防不過出差之所，京師乃其鄉土。” 
　　清代末年，老舍父親永壽家，就住在京師內城西北部的小羊圈胡同。這個胡同，就是從西四北大街往北走，過了護國寺街口，再往前的東邊頭一條胡同。這里距離西直門只有三五里地。看來，進關之后老舍的歷代先人就沒有離開他們的這片“熱土”太遠。那些世居京師二百多年的旗人們，對祖國東北白山黑水的“發祥地”，記憶已變得模糊了，不過是在老人們為了滿足憶舊情感需要時，才提提祖籍“長白”的說法。一代一代的旗族人們，把北京認作了鄉土，把北京作為家鄉來親近，“京師即故鄉”觀念根深蒂固。他們已經成了北京城地道的“土著”。 
　　可是，如果查一查清代京城的八旗區劃地圖，我們又會多少有點兒意外：小羊圈胡同偏偏已經游離于正紅旗的居住區域之外，它屬于正黃旗的范圍。可見，老舍的父親永壽，或者是他的前輩，也有過短距離搬遷的經歷。好在他家沒有走遠，小羊圈胡同南面的護國寺街以南，以及出了這條胡同西口的西四北大街以西，都是正紅旗的地盤。也就是說，從他家向南、向西，都只經過幾十米，便會進入正紅旗原先的居住地。我們在了解到這一點之后，想到的另一點，就是：正黃旗，正是永壽的妻子、老舍的母親——舒馬氏娘家所隸屬的那個旗。 
　　我想，對這個坐標點的捕捉，也許能給我們兩點啟示：第一點，是象征性的：日后的老舍，從父親那里繼承來的，主要是姓氏與血脈，還有他那為國盡忠的高尚精神，這很重要。而老舍從母親那里繼承的，卻不但有血脈，更包括一生用之不竭的性情和品質，以及絕不輕易改變的做人方式，這想必更為重要；第二點，則應當說是在老舍人生道路中分明得到印證的，他的呼吸、他的經歷、他的氣質、他的感情都是從這里開始生成與升華的，這里深扎下了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舒乙先生曾經發現：“從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西北角對老城來說是指阜成門——西四——西安門大街——景山——后門——鼓樓——北城根——德勝門——西直門——阜成門這么個范圍。約占老北京的六分之一。城外則應包括阜成門以北，德勝門以西的西北郊外。老舍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這里。”而這個發現所支持著的，我想，應當是這樣的思考：這片作家一生寫也寫不夠的老城西北角，剛好相當于是清末的正紅旗駐地和正黃旗駐地，在這片浸潤著父精母血的民族“熱土”中，萌發出來的文化心理意識，對老舍的一生，產生了多么深刻的影響！清代初年八旗制度曾明文規定，“京旗”將士未經許可，斷不可私自離開本旗范圍太遠，違者以逃旗治罪，并將家眷、財物充公。也許，就是這樣的跟老舍本人并不相干的早年間的旗族制度，一直對清朝解體后若干年才問世的老舍作品，產生了某種潛在的精神拉動？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這是一個明確的、有著相當重要底蘊的事實。老舍是滿族人，是北京人，再加上他出身于下層窮苦市民階層，這3個基本屬性，正是營造起他那輝煌藝術殿堂的3個最初的社會人文支撐點。 
　　老舍父親永壽在八旗軍隊中的身份，用滿語講叫“巴亞喇”，用漢語說就是“護軍”。清代的護軍是“拱衛京師”諸兵種中的一支，任務是負責捍衛整個京師的安寧。許多年來，社會上曾經人云亦云地傳布著八旗子弟全都是些墮落人物的說法，其實并不確切。有清一代，滿民族為我們祖國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付出的犧牲也是巨大的。雖然到了清代中晚期，官場上的腐敗風氣日盛，但它并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某個民族。直至清代末年，在八旗下層官兵的心間，早年間形成的為愛國護民不惜奉獻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軀國事死于窗下為恥”的觀念，依然是相當牢固的。直到19世紀中期的鴉片戰爭及其以后幾十年間，八旗將士前仆后繼、浴血抗敵的事跡，仍然在各類史書上多有記載。以至于遠在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恩格斯也曾親筆寫文章，高度贊揚八旗官兵保衛國家的壯烈之舉。在當時的京師八旗營房中，貧窮尚武的八旗士兵們，即便家徒四壁，還是要按照八旗制度的規定，自費購置兵器戰馬，不忘國家重托，他們嘴上常常掛著的口頭語兒，還是那么一句落地有聲的硬話：“旗兵的全部家當，就是打仗用的家伙和渾身的疙瘩肉！”他們一貫地忠勇可敬，饑寒困苦并沒有磨損了他們世代相傳的愛國報國之心。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即庚子年，為反抗八國聯軍的瘋狂入侵，八旗軍人們為護衛祖國的首都而喋血奮戰，出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悲壯場景。而老舍的父親永壽，也就是在這一場戰斗中盡忠殉國的。 
　　幼年的老舍，卻吃少喝，發育很晚，可是論懂事，卻比一般小康人家的孩子要早。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有些事情留有終身不能磨滅的記憶：比如，每年都要有幾趟，跟隨母親去城外的舒氏塋地，為死去的父親上墳。母親要告訴他：咱們是旗人，庚子年間，你的父親陣亡了，他原本是正紅旗下的一名“巴亞剌”！再比如，他見到過家里保存的一塊小木牌，那上面有父親的名字，還有證明父親長相特點的“面黃無須”四個字，那是陣亡了的父親當京師“巴亞喇”時候的一只腰牌，是他上下崗使用的一枚通行證。還比如，母親曾多次講過他怎樣失去了父親。“母親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話中巨口獠牙的惡魔更為兇暴的。況且，童話只是童話，母親講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吐了一口氣》），是直接與慶春一家命運攸關的事實。隨著父親的故事在心中扎下了根，幼年的老舍也漸漸地體會到了父輩八旗將士們的愛國情感，明白了：作為旗兵永壽的兒子，“愛咱們的國”，是人生的頭一宗大事情。今天，我們重新提起老舍先生的這段童年往事，不難想到的是，日后成為大作家的老舍，對于北京城這片撒下過父兄們熱血的土地，會持有什么樣的情感，對于父輩以及世代八旗將士以血汗和性命來開拓、捍衛的祖國，會持有什么樣的情感！老舍一生極具愛國情操，從青年時代起就異常地憂國憂民，早期作品無一不是這種情感的突出表達。1937年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爆發以后，他毅然拋棄舒適寬裕的大學教授生活，舍下妻子兒女，以一位著名作家的身份投身艱難困苦的抗敵文化工作，為社會各界做出了令人感嘆的表率。他在當時給一位友人的信里，提到自己與妻子的分手，說：“國難期間，男女間的關系，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為國效勞。男兒是兵，女兒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夫不屬于妻，妻不屬于夫，他與她都屬于國家。”為了國家，文化人老舍是用兵一般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也用同樣的標準要求妻子。在他和同樣是旗人出身的妻子胡絜青心目中，顯然都有八旗先人們慷慨赴戰衛國殉國的榜樣。 
　　在老舍母親的身上，也有著許多為當時旗人們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標榜的習性。老舍是母親帶大的，母親待人處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來，都是那么的值得捉摸、令人尊重，都是應當作為生活規范的。 
　　母親像許多八旗婦女一樣，干練、勤快、手巧，而且還繼承了滿人急公好義的傳統品行，她特別樂于助人，能伸手幫別人一把的時候，從不推脫，哪怕是為人家的嬰兒“洗三”，給周圍的孩子剃頭，為鄰里少婦們“絞臉兒”，她都是有求必應，實心實意地去做； 
　　母親最肯吃虧，不僅從不跟旁人為點兒小事斗氣，甚至心甘情愿地伺候了自己那守寡的大姑子好多年，到這位一向脾氣不濟的大姑子壽終正寢，她還把大姑子的所有遺物，爽快地交給了突然冒出來的大姑子的“侄兒”（在滿人的傳統習俗中，一向有女性終生在娘家享有較高位置的習俗，據說，這種習俗的形成，既和早期滿族婦女未受過“三從四德”觀念灌輸有關，同時，也因為旗人女兒在出閣前均保留有被選為“秀女”的機會，所以從小都受到另眼看待。老舍母親長年以禮奉養大姑子，在這樣的民俗中，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母親堅忍、要強，把尊嚴看得很重，在一切大悲大難底下，她都“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我的母親》），眼淚只往心里落，平時她一想起見官就緊張，可到了非找衙門里辦交涉不可的地步，她又能毫不示弱地挺身而往，這和滿族婦女的自我認定有關系，她們時時記掛著：我可是旗人的妻子，是兵的妻子； 
　　母親愛清潔與整齊，老是把小院掃得清清爽爽、干干凈凈，叫舊桌面上不存一星兒塵土，連破柜門上的銅活兒也叫它永遠閃著光，既是旗人，什么時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這也是一種必有的生活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