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愛樹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斷了吃食的時候，她也不讓亡夫留下的石榴樹和夾竹桃短了水。到了夏天，枝頭開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時刻。這類親近自然景物的習性，追其本源，是和滿族先民久久地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懷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薩滿教相關的，進入中原城市后，他們世代沒有放棄這點兒情趣； 
　　母親好客，顧面子，“有客人來，無論手里怎么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遇上親友家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凈凈，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只是兩吊小錢。”（《我的母親》）老派的滿人們特別“講禮兒”，時刻把“體面”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上，這種“窮講究”在他們的觀念里，是人生在世的一樣原則、一種享受，老舍的母親也不例外； 
　　母親在貧困之中一向樂觀，家里夏天佐飯的菜往往是鹽拌小蔥，冬天是腌白菜幫子放點辣椒油，過年了，包頓餃子也擱不起肉，但是，她總是充滿自信地告訴兒女們：咱們的餃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尋樂，是下層旗人們非常普遍的特點，他們不這樣做，就很難飽聚生氣地渡過一道道生活難關。 
　　老舍后來在談到自己畢生的第一位真正的教師——母親時，這樣說：“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百位教師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母親》） 
　　老舍一生，經受了比母親要復雜得多的生存環境，更應對過許許多多預想不到的關坎與磨難，但是，只要是知情者，都不難發現，他待人處事的習性、方式、原則、風度，常常與母親如出一轍。他畢生樂于救助窮苦人和弱勢群體，自己吃虧反倒十分安然；他為人處世寬容大氣，同時又要強自尊，守秩序愛清潔，嚴格自律；他一貫喜愛動植物，晚年居住在東城富強胡同“丹柿小院”的時候，他那橫豎沒幾步就能走到邊的院子里，被滿滿當當地種上了花草，滿人的愛花嗜好，被推向了極致，院里、屋里，到處都是花，有曇花、銀星海棠、柱頂紅、蘭花、臘梅、山影、枸杞、令箭荷花、仙客來、太平花，還有出自一百多個品種的三百多棵菊花！他出了名地好客，離了朋友們就活不下去的老舍，晚年更加看重友情。逢年過節，或是小院里百花盛開的時節，老舍的家，會變成了大家的歡樂之海，賞花賞畫，品茗品酒，主人與賓客們全都痛快極了，歡暢之時，趙樹理扯著嗓子“吼”過他拿手的上黨梆子，曹禺酩酊大醉能夠滑到了桌子底下……也有的時候，小院里會出現一些奇特的客人，“他們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還領著個小孩。一見到老舍先生，他們就照旗人的規矩，打千作揖行禮，一邊還大聲吆喝道：‘給大哥請安！’老舍先生忙把他們扶起：‘別……別這樣！現如今不興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倆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觀的朋友解釋：“這些都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當年有給行商當保鏢的，有在天橋賣藝的，也有當過‘臭腳巡’（舊社會的巡警）的。你讀過我的《我這一輩子》、《斷魂槍》、《方珍珠》嗎？他們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兒啊！” 
　　我們說，正是從老舍的童年時代起，母親就或有意或無意地，把一種帶有明顯的滿族特征的生命模式傳給了他。他一生都保持了這樣的人格特點，給他的朋友以及所有接觸過他的人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假如我們回首一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前期以至于中期，便會發現，在有成就的作家當中，其多數人都來自于社會的中上層家庭，像老舍這樣出身于城市社會底層的作家，并不多見。老舍除了出身寒門，同時又是出身于少數民族，他，是直接從一位滿族母親那里獲取了人生基礎教育的，這就更可謂只此一例了。 
　　以上我們簡要地介紹了一下老舍先生的滿族出身和它具有本民族特點的精神性格養成。下面，再來說說這位滿族作家，他的作品是怎樣地體現著滿族文學的特質，是怎樣地在藝術風格中間體現出滿族文學的獨特風采的。 
　　大家都知道，老舍最擅長寫的是舊北京的下層市民生活。這和他的滿族出身直接相關。隨著清朝的覆滅，北京城的下層旗人失去了“鐵桿莊稼”，又一時難以學到較多的謀生手段，為饑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貧民的生活行列。他們當中，拉洋車的、當警察的、賣藝的、干小買賣的，以至于淪落為妓女的，都大有人在。青少年時代的老舍，與他們在命運上是休戚與共的，他在成了作家以后，一直滿懷深情地關注著這群苦同胞的遭遇。于是，這類含有滿族血統的生活原型，便絡繹不絕地被作家引進了他那些不朽的作品中，成了我國文學畫廊上的藝術典型。像《我這一輩子》里面當巡警的男主人公和《微神》中間淪落風塵的女主人公，都已有確實的證據，說明他們的生活原型或者直接來自作家的親人，或者來自作家早年的戀人。就連大家熟悉的洋車夫祥子，一般來說都認為他來自“鄉間”，不大可能是出于滿族的生活原型，其實只要細讀一下作品，結論就不會那么簡單。首先，是祥子的名字，由在作品里一出現，“他就是‘祥子’，仿佛根本就沒有個姓”，而且，“有姓無姓，他自己也并不在乎。”這種情況，在漢族人中間很少見，也不可思議，而從清代中后期直到民國早期，在陸續改用漢字姓的北京旗人中間，卻是司空見慣的事。先前，旗人各自擁有的滿語姓氏，就不輕易示人，常常是只有家族內部的人才知道，在滿姓改作漢字姓之后，許多人家仍舊保持著這種對外示名不示姓的習慣。那時，北京的市井風俗，對旗人男性，常以這個人兩個字名字的前一個字來作為代稱，在對方年輕或者身份較低的時候，習慣于稱之為“×（即兩字名的前一個字）子”，而在對方年長或者身份較高的時候，則習慣于稱之為“×爺”（比如一個人名叫“瑞英”，年少時大家就叫他“瑞子”，年長時大家就叫他“瑞爺”）。其次，是祥子的語言，雖說他是個不大好說話的人，但每一開口，卻總是一口明顯的“京片子”味兒，而不是京外或者京郊農民的言談和腔調，這證實了他在語言文化的歸屬上，跟故都以內的老住戶們，原本就具有某種一致性（老舍寫這部作品時，十分注意讓不同原籍的人物操不同方言，譬如：天津人楊太太的話語，就是“怎嗎札？”等等）。再其次，是祥子好清潔、講義氣、懂禮貌的性格，在潦倒墮落之前，他特別的好干凈，不管是在車廠子里還是到宅門兒里，總是眼勤手勤地主動打掃各處，“而忘了車夫并不兼管打雜”，這種“潔癖”式的窮人，在任何地方的農民中間都不易見到，而在當時的旗族中間卻多得很。祥子起先又具備待人處世古道俠腸的一面，他肯于自己掏錢，給凍餓將死的老車夫祖孫買包子吃，摔壞了曹先生的車，立即想到該賠人家，等等，都體現出一種比人們常見的小農或者小市民們更近于古典的精神特點。還有，初來城里，他甚至于“最忌諱隨便罵街”，這也并不是一般農民做得到的，據京城老年人講，只有傳統的旗人，才頂不習慣張口就罵人，他們之間產生了不愉快，有的竟然只能以說一句“我實在地恨您”來發泄。還有，祥子的煢煢孑立的處境，他從開頭到結尾，一直“就沒有知己的朋友，所以才有苦無處去訴”。在民國初年的故都生活中，哪種人才有可能這般遭世間冷遇呢，恐怕也只有旗人了。說祥子很像是旗人出身，從上述諸項中間可得到推測。然而，一個突出的障礙是，祥子18歲以前不是城里人，他“生長在鄉間”，有這一條，似乎是又難以解釋他怎么可能是旗人了。我想，即便祥子是生長于鄉間，也依舊不能排除他是個旗人的可能性，因為，清代的京旗滿族，并不都駐扎在京師的城圈以里，在城外鄉間駐扎的，還有成規模、成建制的3支八旗部隊及其家眷，就是所謂的“外三營”——火器營、健銳營、圓明園。其中的火器營和健銳營，屬于作戰的機動隊，分別駐扎在京西的藍靛廠和香山腳下，而圓明園八旗則是長期護衛皇家園林的部隊，其位置也在西北郊。外三營的旗兵及其家小，因為世居郊外，與京師城內的市井習氣彼此相對隔離，所以直至清末民初，仍較少受到荒嬉怠惰風氣的侵蝕，較好地保持了純樸、倔強和勇武的傳統。清廷垮臺后，外三營的許多旗人，只好就地改事農耕，他們本來就缺少農耕技能，加上軍閥連年混戰引起的掠奪和摧殘，不少人在田地間謀不出生路，就只好丟掉土地，投奔到了城里來。這樣的情況很多。小說里面說祥子“失去了父母（他們會不會是死于戰亂？）與幾畝薄田，十八歲的時候便跑到城里來”，與這一歷史現實正好相吻合。假若這種分析有些道理的話，那么，順理成章地獲得相互證實的，還有以下兩點：一，祥子因為自小在京西地區的旗人居住地長大，所以才對那里的若干地名以及走行路線，特別熟悉，為了從被亂兵擄去的地方跑回城里，“一閉眼，他就有了個地圖”。二，他雖然生長在京外鄉間，對在那里長期居留并且從事農業勞動，卻本能地沒有興趣；他把古城北平當成“他的惟一的朋友”；進城后，一度被抓到遠郊去，他仍“渴想”著這座“沒有父母兄弟，沒有本家親戚”的故都，認定“全城都是他的家”。后來，每逢在城里實在困厄到了極點的時刻，他也總是明確地告訴自己：“再分能在北平，還是在北平！”以至“他不能走，他愿死在這兒。”可見，祥子從其心理和文化（雖然他并沒有太高的文化）上講，是絕對屬于這座古城的。如果他不是旗人，大約是難有這份精神歸屬感的。 
　　滿族作家老舍在自己的前期寫作生涯中，事實上常常寫到滿族人的命運與生活，但是，他卻極少說明作品中間人物的滿族身份。這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作為滿族文學的傳人，50歲之前的老舍生不逢時，當時的他面臨著不利于發展本民族文學的特殊歷史時期。辛亥革命摧垮了清政權，終止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偉大的社會進步。但是由于其后統治者自身的局限，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推行大漢族主義的民族政策。“反滿”情緒風行于市，滿族群眾遭到空前的歧視虐待，侮辱嘲弄，甚至殃及生命。滿族人抬不起頭，為逃避民族歧視，不少人隱瞞民族成分，有的被迫更名改姓。滿族作家老舍的民族心理也陷入無法排解的壓抑之中。他只好普遍隱去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滿族身份，就和他的許多同胞在現實中所做的一樣。一個異常微妙的現象，在老舍前期的創作中出現了：筆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乃至于寫作風格都帶著底蘊十足的滿族特質，而從表層觀察，卻難以輕易看出這是一位滿族作家在進行著具有滿族文學性質的創作。 
　　老舍前期的大量創作，沒有能夠鮮明地體現出滿族文學的外在特征，責任完全不在作家個人。應該指出的是，未能全面顯示滿族文學外在特征的老舍作品，由于已然具備了充分的和內在的滿族文學特質，今天的人們如能用科學的目光去看問題，也還是得承認，它們仍然是屬于滿族文學范疇的。老舍，這位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家，在極不利于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社會逆境里，能為民族文學事業做出如此重大的成就，已經是極為不易的了。 
　　老舍身為一個滿族人，一位滿族作家，他的民族心理的整體開放，是在年過半百之后的事。進入共和國時代的老舍，注意到執政黨奉行的民族政策帶來的變化。20世紀50年代前期，政府認定了滿族作為祖國多民族大家庭中平等一員的位置；滿族的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出現在國家級的議事場所（老舍本人就獲得了這種榮譽）。隨后他又擔任了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在中國作家協會里面成了分管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副主席……他找到了少數民族地位上升的實感。他知道舊時代彌漫于世間的民族偏見，正在得到糾正。他有機會去新疆和內蒙古等地，親自考察滿族和各少數民族群眾的生活實況。讓他最激動的，就是舊社會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大批滿族同胞，在社會公正和自食其力的前提下，找到了走向幸福的人生之路。老舍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掩飾個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社會上最令人們熟知的滿族代表人物。身為作家，他知道自己應當怎樣把久久激蕩于懷的民族情感兌現和抒發出來。 
　　1955年，中國作家協會召開了推進民族文學發展的座談會，老舍是那次會議的主持人。他跟不同民族的作家齊集一堂，異常興奮。各族作家見到他這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少數民族出身的文學前輩，高興極了，說，中國作家協會應設一個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就選老舍先生來當委員長好了！老舍給大家作了個揖，連說：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們，我把我們老祖宗的話全忘了，你們聽我這一口北京腔兒，能當委員長嗎？但我一定爭取當個委員，把咱們全國各民族作家團結在一塊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