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 -傅光明
　　
　　主講人簡介： 
　　傅光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 
　　內容簡介： 
　　曾經寫出了《駱駝祥子》、《四世同堂》、《離婚》等名作的老舍，解放后因創作《龍須溝》而榮獲“人民藝術家”的稱號。但就是這樣的一位 “人民藝術家”，在“文革”剛剛開始的時候，就遭到了滅頂之災。 
　　1966年8月的一天，人們在北京的太平湖發現了老舍的尸體，而幾乎三個互不相識的人，竟然稱，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打撈起了老舍的尸體。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誰是真正的打撈者？其實，探討到底是誰打撈了老舍，并沒有太實際的意義，但理論上有它的一定的價值。 
　　關于老舍先生的死，大體上有三種意見：一種，覺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橫五百壯士相提并論，是舍身取義的；第二種，老舍先生的死是因為他面對突如其來的暴力和侮辱，他心靈之脆弱無法承受，絕望了，去死；第三種，就覺著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為什么不在那個時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過這一劫了？傅光明覺得，老舍先生的死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過需去了，估計后面還會有“9·23”，“10·23”，他躲不過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為什么選擇太平湖呢？傅光明認為，作為一個大作家來說，如果有第六感的話，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歸宿刻意地選在了太平湖。作為作家的老舍，生前寫了無數作品，而他大多數的優秀作品的故事的發生，幾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紅旗下的屬地，就是北京的西北。這是他精神的故鄉，心靈的故鄉。 
　　（全文） 
　　1966年8月的一天，人們在北京的太平湖發現了一個老者的尸體，他被靜靜地打撈上來，并在當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沒有隨同著他那個疲憊、瘦弱的身體一起消失。相反，許多年以后，人們仍然在這位老人的誕辰紀念日，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紀念這位作家。并且在紀念他的同時，我們會提出很多的疑問：為什么這樣一個在作品中創造了無數鮮活生命，又給無數生命帶來愉悅的如此熱愛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會在他遭難的那一天孤獨地、絕望地走去？那么，我也是帶著這樣的疑問，來在十幾年前開始跟蹤采訪、調查、研究“老舍之死”這樣一個沉重的有文化思想意蘊內涵的一個題目。 
　　我開始的想法是像一個案件的調查者一樣，通過追蹤線索可以把那個歷史場景把它清晰地再現出來。想法好像相對是很簡單的，我只想著通過對受訪者的不斷地挖掘、采訪，可能能夠比較清晰地把那個歷史現場還原。當時是抱著這樣一種想法。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采訪的深入和自己理論上的一種提升，我對歷史的信任度，和我的這種提升成反比。我發現我當初的那個想法太單純了，也太脆弱了，脆弱得如同一張紙，經不住一捅就破了。那么多受訪者，向我所敘述的那一天歷史的情景，我根本無法還原，我被歷史搞糊涂了。面對諸多錯綜復雜的、矛盾的、沖突的歷史的敘述，那一天的情形好像更加支離破碎，無法將它建立起來，種種的細節無法給它統一。比如說，我們都知道老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聯被批斗，緊接著在孔廟被批斗，回到文聯又被批斗，遭受了三場批斗。在這樣的批斗之后，老舍先生在第二天離家出走了。他到底是第二天就投湖自殺了？還是第三天就投湖自殺了？時間上已經有了不一樣。那么，我們姑且稱作1966年8月23號那一天發生的事件叫“8·23事件”，老舍先生在“8·23”那一天到底上午來的？中午來的？下午來的？說法各異。他穿著什么樣的衣服？說法各異。他拄沒拄拐杖？不知道。他哪天離家出走的？不知道，有疑點。他死了之后被打撈上來的時候，湖面上是不是漂滿了碎紙片？不知道。有的人說有，有的人說沒有，有的人特別希望有。這都是“8·23”那個歷史事件帶給我們的歷史的疑團。 
　　作為一個采訪人，作為一個研究者，我理所當然地充滿了善意和敬意，面對那些受訪人。我覺得，他們應該說的是實話，作為歷史的敘述者，他們有說出自己的見證了歷史真實的權利。但同時有可能他們在敘述歷史的時候，留下了巨大的歷史空間。那么，我所做的工作，如何把他們的歷史的敘述，幾乎一字不差地記錄下來，同時對他們所說的對于歷史的敘述，做出自己的一個判斷和反思。就我沒有能力，沒有權利，我不敢，也不會，去說任何一個歷史的敘述者和見證人所說的是謊話，是不實的。就是我越來越覺得，我扮演的是一個史官的角色，我得將我采訪的對象所說的，對于這個歷史的陳述，把它如實地記錄下來。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是不是真的歷史本真，我可以存疑。但是，我在記錄這段歷史的時候，我必須本著一個記錄者的史德，如實地將它記錄下來。 
　　我們可能頭腦中會時刻地想這樣一個話題，既然是某一個歷史現場的見證人，他說的是不是就應該完全是真實的，不會杜撰。這個行為本身，從學術上來講，嚴格地說，屬于“口述歷史”的范疇。純粹的“口述歷史”這個概念呢，是在二戰以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教授肯特·內文思，提出了這么一個概念，叫“口述歷史”。那么，我通過做“老舍之死”研究和調查這件事呢，我也想通過這個個案的事例本身，使這個“口述歷史”的田野作業的行為，在理論上，就是在口述歷史上，它具有一點實際的意義。也給人們提供一個歷史的線索，就是怎么樣來認識歷史，歷史可能有很大的真空，有很多歷史的本真是無法還原的。很多情形下，我們所接受的歷史可能往往只是被人們圖解過的，重塑過的。就是說，某一件事，它可能在歷史上發生過，但是賦予這件事什么樣的歷史意義，你怎么讓它變成活生生的歷史生命，這個是當代的歷史學家，當代的學者所應該做的。這也是很長時間來，學術界常關注的一個話題。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如果說對歷史、對思想的話題，還有興趣的話，我們也應該不斷地做這樣的一個思考，就是歷史是什么？歷史帶給我們什么？真實的歷史是什么樣子？我們能接近它嗎？我們能還原嗎？ 
　　比如，拿“老舍之死”這個歷史敘述者來說，給我最大的一個困惑，就是我遇到了一個特別極端的例子。這個例子的出現非常有趣，有趣極了，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就是當我找到第一個自稱是老舍尸體打撈者的那個見證人的時候，我欣喜若狂。我覺得，終于可以把“老舍之死”打撈的那個現場還原了，他說的不會假，應該是真的，因為他有旁證，來證明為什么他當時在現場，為什么打撈的這個人是老舍，都說得有鼻子有眼，完全可以清晰、逼真地、生動地再現現場的每一個細節。 
　　但是，緊接著在我的這篇《訪談錄》發表之后，看到這篇《訪談錄》的讀者當中，出現了第二位和第三位打撈老舍尸體的人。就是到目前為止，自稱打撈老舍尸體的是三個人，幾乎三個互不相識的人卻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打撈起了同一個人，你們說多有意思！如果說他們當中有真實的，那么只能是一個人真實，不可能三個人都真實。因為如果三個人都真實的話，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打撈起了三個老舍！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可能三個都不真實，他們三個人撈的都不是老舍。那么，就是說，我作為一個記錄歷史的這個人，我就把他們三個人所說，必須如實地、只字不動地、完全呈現在歷史的桌案上，作為歷史的原始的素材。至于他們說的對、錯、真、偽，完全留給我們每一個人在接觸、了解這個歷史的時候，你自己在腦子中進行甄別和判斷。因為我不能按照我的主觀的判斷，在采訪每一個人的時候，我做出主觀的判斷，并且按照我的主觀的取舍來說，哪個是對的，哪個是錯的，這個是違反史德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口述歷史”的這種理論上的做法。 
　　但這個極端的例子，就提供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理論上的一個話題，就是口述史是信史嗎？口述史是可以相信嗎？有一個美國的口述史學家，在給學生們上一堂口述史學課的時候，曾經做過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好像是在第一堂課開課之前，老師在講臺上，什么話也不說，學生們坐在底下很安靜。邊上有一個人，是他找來的，是一個學生，他也不介紹，學生就站在邊上，站了大概五分鐘，他讓學生出去了，然后開始講課。講課的第一句話就是問同學，問學生，剛才那個人，大家給我描述一下，長什么樣？頭發是長是短？戴眼鏡嗎？穿什么衣服？打領帶嗎？什么顏色？有花紋嗎？等等。結果這個實驗很有趣，班里的學生對這個人的描述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說法，不統一的，是剛剛發生的事。這說明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你相信你的眼睛嗎？就是所有的在場的人都說是我親眼見的，肯定是真的。 
　　用那個美國口述史學家舉的這個例子，我們來說太平湖這三位打撈者對這件事情的描述，實際上也是這樣。三個人都在說，是我親眼見到的，確實是真的，那一天的什么時間，我是怎么樣接到通知的，怎么到現場，怎么處理的現場。并且，他能提供出旁證來，就是為什么我認為這個人肯定是老舍。三個人的證據是不同的，有的說，在水中發現了老舍的一捆還沒有完全濕掉的手稿，手稿上寫著老舍的名字；有的說，在岸邊老舍遺物當中有一張名片，名片上赫然印著“老舍”兩個字；還有一個人說，我打撈的時候，有我的一個朋友，生前跟老舍先生認識，他知道這個人是老舍。你看，三個人都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自己撈的這個人真的老舍。三個老舍！這個就讓我困惑，讓我疑惑了。 
　　當然，我們也沒有能力還原三個現場，因為確實沒有三個老舍存在，只有一個，老舍先生作為實際的人和實際的事，在過去確實發生過。但是，照這三個人歷史敘述的話，那是根本無法還原的。這個是由口述歷史的敘述者，提供的這種歷史敘述的證言，給“口述歷史”在理論上提出了一個難題，同時也是人們對于“口述歷史”老有困惑的一點，就是說，我們愿意相信口述者說的是真的，我們常常有這樣的愿望。比如說，我們想了解過去發生的某一件事的時候，我們特別希望找到某一個見證人，他是歷史的見證人，在現場，他跟我們描述的那個事情肯定是真的。我就想通過這樣的調查在這一點上，提供給大家一個什么信息呢？就是當你在面對約定俗成的某些歷史的人和物的時候，你的腦袋里面要打一個問號，要提出一個反思，就是歷史的敘述者，口述者，他說的可能跟歷史的原始記錄，原始的樣子，歷史的本來面目是不一樣的。 
　　探討到底是誰打撈了老舍，并沒有太實際的意義，但理論上有它的一定的價值。那么，在這背后我們要繼續提出疑問了，就是老舍先生作為“人民藝術家”，為什么會死？為什么會投水而死？投水為什么會在太平湖而死？這個應該是我們思索他死亡背后的存在。這么一個“人民藝術家”，消失得無聲無息，瞬間就沉入了歷史的黑暗，沒有人知道他在臨死前經歷了怎樣的心靈和精神的巨大苦痛，他在投水之前，不管是有一天一夜的時間也好，不管是按別的敘述者所說的，他可能時間很短也好，但肯定他坐在湖邊，面對那片太平湖水的時候，他在思想，他在思考。他的作品中也有這樣的描述，《老張的哲學》里面寫的那個26歲的李靜，在描述她死之前有一段伏筆，就是說：自殺者面對水，他可能哭，也可能笑，有時候也會問：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這自問自答的結果，是他堅定了他死亡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