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筑文化的研究與創造 -吳良鏞
　　
　　主講人簡介
　　吳良鏞，1922年5月7日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1944年畢業于重慶中央大學建筑系，獲工學士學位。1948－1950年在美國匡溪藝術學院建筑與城市設計系學習，并獲碩士學位。
　　1950年回國后在清華大學建筑系任教至今，歷任系副主任和系主任；1984年籌建清華大學建筑與城市研究所，任所長；1995年籌建清華大學人居環境研究中心，任主任。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吳良鏞教授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為培養建設人才和師資隊伍做出了杰出貢獻，多次獲得國內外嘉獎，1996年被授予國際建協教育/評論獎。此外他主持參與多項重大工程項目和科研課題，如北京圖書館新館設計、天安門廣場擴建規劃設計、廣西桂林中心區規劃、孔子研究院規劃設計、京津冀北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九五”項目——可持續發展的中國人居環境：基本理論與典型案例研究、滇西北人居環境可持續發展規劃研究、東北亞地區城市化發展新途徑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八五”重點項目－－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建筑環境的保護與發展研究等。其中他主持的北京市菊兒胡同危舊房改建試點工程獲1992年度的亞洲建筑師協會金質獎和世界人居獎，2000年獲得國家建設部頒布的首屆“梁思成建筑獎”。先后出版了《中國古代城市史綱》(1985，西德英文版)、《城市規劃論文集》(1986)、《廣義建筑學》(1989)、《北京舊城與菊兒胡同》(1994和1999，中英文版)、《迎接新世紀的來臨》(1996)、《建筑學的未來：世紀之交的凝思》(1999)、《人居環境科學導論》（2001）、《北京憲章——建筑學的未來（中英文版）》（2002）、《京津冀地區城鄉空間發展規劃研究》（2002）等著作以及近200篇學術文章。他參與創建了中國建筑學會等多個全國性專業學術團體，擔任副理事長、理事長等職，并擔任建筑和城市規劃專業雜志和刊物的主編。在國際學術界享有較高聲望，擔任過多個學術團體的領導人，被美、日、英等國的建筑師學會聘任為榮譽資深會員、俄羅斯建筑科學院外籍院士，并獲法國政府頒發的法國文化藝術騎士勛章。
　　內容簡介
　　吳良鏞院士此次講座的題目名為《中國建筑文化的研究與創造》，從三個方面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
　　首先，吳院士分析了新時期的建筑文化危機。這種危機主要表現在欣欣向榮的建筑市場中地域文化的失落，從建筑界國際競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切入，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直言目前中國建筑師正面臨新一輪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競爭，而且中國建筑師對本國建筑文化缺乏應有的信心。另外，城市“大建設”高潮中對傳統文化的“大破壞”，也是造成建筑文化危機的原因之一。吳院士也認為在全球化的形勢下，處于“弱勢”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內在的活力，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和自強意識，沒有自覺的保護與發展，就會顯得被動，有可能喪失自我的創造力與競爭力，淹沒在世界“文化趨同”的大潮中。他認為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顯然是一種誤解與迷茫。
　　在“城市黃金時代“與城市振興的機遇這一段中，吳院士首先從基本國外出版的建筑書籍談起，引出城市黃金時代的概念，并指出中國城市的黃金時代已經來到，各地建設市場的空前活躍就是明證。在這里吳院士再次重申：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優秀文化的同時，對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文化自尊的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
　　最后吳院士分五點闡述了開拓性地、創造性地研究中國建筑文化遺產的問題：
　　1、著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對中國建筑與城市文化的研究；
　　2、從史實研究上升到理論研究；
　　3、追溯原型，探討范式。
　　4、以審美意識來發掘遺產，總結美的規律，運用于實踐
　　5、推進并開拓文物保護工作
　　在講座最后吳院士指出：時代在前進，我們追求的目標必須不斷隨之向高處發展，難點在于這移動中的目標本身就需要不斷尋覓，不能固步自封，學術思想總在原地踏步。文化是與時并進的，積極關注中國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中國建筑與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來，我們要及早地從多方面入手。中國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總當以東方的思想情操、美學境界啟發新的創造，倡建中國學派，并匯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來不可限量，難于管窺，要有“大海波濤現代人”的胸懷去開拓進取，當然，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道路漫長，跬步千里，我們必需艱苦努力。
　　全文
　　當前，中國經濟快速穩步發展，建筑設計、城市設計的“市場”欣欣向榮，非常熱鬧。大小競賽不斷，并且似乎非國際招標不足以顯示其“規格”，影響所及，國際上一些建筑事務所紛紛來中國的主要城市“搶灘”，進行一場“混戰”（說它是混戰，因為出題往往未經過深入的可行性研究，發標、評委組織匆匆忙忙）。由于目前中國建筑師新生力量在茁長，設計機構在重組，經不住大型競賽的誘惑，因此只能被動地參戰，這不免令人聯想到1920－1930年代中國建筑事務所在上海等地的租界爭一席之地的情況，盡管經過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大發展，過去與今天已不能相提并論，但目前中國建筑師正面臨新一輪的力量不平衡甚至不公平的競爭則是無疑的。
　　繁榮的建筑市場中的設計競賽，表面上看，是技術與經濟的競爭，實際上也是一種地域文化的競爭。一般說來，技術與經濟競爭的目標和要求較為明顯，“指標”具體，而建筑文化的競爭、設計藝術匠心的醞釀則較難捉摸，但非常重要。目前，一般商品市場的競爭戰略觀念已經從產品競爭轉變到智能競爭，要求掌握“核心專長”，即要擁有別人所沒有的優勢智能。有人說21世紀競爭將取決于“文化力”的較量，對建筑來說，頗為確切。中國建筑師理應熟悉本土文化，能夠贏得這方面的競爭，但事實上未必如此，茲舉首都博物館的例子說明。應該說首都博物館設計不是一般的建筑設計，它本身是文化建筑，又建在中國文化中心、首位歷史文化名城中的主要大街上，建筑構思理應追求更多一些文化內涵和地方文化特色，事實很令人失望，從參賽的一些方案包括中標的方案中，我們并不能得到這種印象。這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在國家大劇院設計競賽中，由于操辦者的偏頗以及中國某些同行們的哄抬，那位建筑師揚言“對待傳統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逼到危險的境地”，今天試看到處“歐陸風”建筑的興起，到處不顧條件地爭請“洋”建筑師來本地創名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種種現象都反映了我們對中國建筑文化缺乏應有自信。
　　浙江紹興原是一個規模并不大、河網縱橫、保存得也相當完整的歷史文化名城，與蘇州分庭抗禮，分別是越文化與吳文化的代表，對紹興不難進行整體保護，甚至有條件申請人類文化遺產，可決策者卻偏偏按捺不住“寂寞”去趕時髦，中心開花，大拆大改，建大高樓、大廣場、大草地，并安放兩組不倫不類的龐大的近代建筑，不久前我舊地重游，嘆惜不已。這種遭遇何止一地？在“三面荷花一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濟南大明湖，現在因為湖邊高樓四起，在湖中只能看到殘山剩水，已失去昔日煙波浩渺的詩情畫意。目前，中國城市化已經進入加速階段，在大建設的高潮中，這類“建設性破壞”已經時有發生，北京從1980年代后期興起的危房改造，確實改造了一些危舊房，但拆個不停，現已從舊城邊緣拆到歷史保護地段的城市中心精華地區，眼看雕梁畫棟、綠蔭滿院的住宅，一夜之間夷為平地，不禁為之黯然神傷。
　　上述兩點危機絕非孤立現象，盡管情況錯綜復雜，其共同點則可以歸結為對傳統建筑文化價值的近乎無知與糟蹋，以及對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而實質上是所謂全球化（不是真正的）與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
　　全球化是一個尚在爭議的話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傳媒的進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到來，從積極的意義來說，其經濟方面可以促進文化交流，給地域文化發展以新的內容、新的啟示、新的機遇；地域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溝通，也可以對世界文化發展有所貢獻，連美國塞繆爾·亨廷頓也說：“在未來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但是，事實上，全球化的發展與所在地的文化和經濟日益脫節，面臨席卷而來的“強勢”文化，處于“弱勢”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內在的活力，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和自強意識，沒有自覺的保護與發展，就會顯得被動，有可能喪失自我的創造力與競爭力，淹沒在世界“文化趨同”的大潮中。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當然不能算是弱勢文化，但是由于近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科學技術落后，建筑科學發展長期停滯不前，雖然在1920－30年代涌現出近代建筑的先驅者，努力不懈地介紹西方建筑，整理中國遺產，創建名作，功不可沒，但1950年代后，由于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影響，對世界建筑思想的發展缺乏全面的了解，甚至仍在為過時的學術思想等所支配，如對國際式建筑、現代建筑拳拳服膺。現代形形色色的流派劈天蓋地而來，建筑市場上光怪陸離，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國建筑師難免眼花繚亂；與此同時，由于對自己本土文化又往往缺乏深厚的功力，甚至存在不正確的偏見，因此盡管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面對全球強勢文化，我們一時仍然顯得“頭重腳輕”，無所適從。
　　失去建筑的一些基本準則，漠視中國文化，無視歷史文脈的繼承和發展，放棄對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探索，顯然是一種誤解與迷茫。成功的建筑師從來就不是拘泥于國際式的現代建筑的樊籠，美國建筑師事務所設計的上海金貿大廈就是一個證明?？上覀冏约航ㄖ熽犖閷χ袊幕J識還不夠，鉆研還不深。
　　城市文明與文化一直為學者們所倡導。在1940年代，美國評論家、在歷史人文社會多領域著作等身的學者芒福德（L. Mumford）鑒于資本主義社會城市的興起與當時的社會現象，曾撰寫《城市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書，后意猶未盡，又進一步發展為《歷史中的城市》（Cities in History），受到國際、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在上個世紀末，英國城市學家霍爾（P. Hall）在寫《明日之城市》（Cities of Tomorrow）之后，又撰寫《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進一步選擇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個城市，細評其發展源流、文化與城市建設特點，指出城市在市政創新中具有四個方面的獨特表現：①城市發展與文化藝術的創造，②技術的進步，③文化與技術的結合，④針對現實存在的問題尋找答案。他指出，在城市發展史中有十分難得的“城市黃金時代”現象，這特別的窗口同時照亮了世界內外，如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14世紀的佛羅倫薩，16世紀的倫敦，18－19世紀的維也納，以及19世紀末的巴黎等等，清晰可見。為什么它形成在特定的城市，并在特定的時期內，突然地顯現其創造力？為什么這種精神之花在歷史的長河中短暫即逝，一般在十幾年、二十年左右，就象它匆匆而來一樣又悄然逝去？為什么少數城市能有不止一個黃金時代？為什么又難以捕捉并創造這智慧的火花？在此我們無法對這本巨著所涉及的城市作摘要敘述，對書中的觀點未必全然同意，且作者聲明，這本書并不試圖說明一切，對5000年的中華文化等尚未涉及，這就從另一角度促使我們思考自己的文化史、城市史，中國黃金的城市時代是什么？對唐長安、洛陽、北宋汴梁、南宋杭州、元大都以至明清北京等一般的情況學者們大體有所了解，我們可以從中再發現什么？（說到這里，我很懊悔自己當年林徽因先生在病榻上與我聊汴梁的時候，我未能一一記錄下來。）我們不一定象霍爾那樣得出同樣的結論，但是這些城市確有極盛一時的輝煌，它的發展規律等待我們去發掘和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