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城市無論沿海還是內地都處在大規模的建設高潮之中，可以說已經進入城市的黃金時代；并且，依筆者所見，與西方可能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可以有若干城市同時塑造它們的黃金時代。在此情形下，關鍵就看我們如何在國家或主管部門總的建設綱領的指導下，審時度勢，及時地根據當地條件，針對自己的特有問題，利用技術進步，創造性地加以解決。每個城市如果真正地深入地研究自己的歷史文化，總結其歷史經驗，捕捉當前發展的有利條件，創造性地制定發展戰略，不失時機地調動多方面的條件包括文化優勢，等等，城市發展必將大有可為。最近蘇州召開“吳文化與現代化論壇”，研討會就頗有創意，首次公開向社會公開招標，征集研究課題，把研討會當作過程來辦，促成了營造社會氛圍和抓好研究成果的互動；我大致瀏覽該論壇的文集，覺得它給我們的啟發還不僅在對吳文化本身的歷史發展（從吳越文化到六朝及以后的江南文化等），還在于通過對吳文化價值的新認識，將吳文化研究的主題從歷史推向了現代。鴉片戰爭后，上海開辟租界，“海派文化”的興起，至少使我國江南文化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反過來又影響江南文化的發展，至今上海及長江三角洲的發展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不久前，上海召開“中華學人與二十一世紀上海發展國際研討會”，美國百人會常務理事、百人會文化協會主席楊雪蘭女士指出，“文化是上海發展的原動力”，“上海具有豐富和多彩的文化歷史，并且已經開辟了特定的文化基礎的通道，上海目前需要的是一個全面的、戰略性的計劃去推動和促進其充滿活力和獨創的文化，從而來顯示上海在中國和世界的獨特位置。”
　　在《城市文明》一書中，霍爾批判了斯賓格勒（Spengler）所說的“西方文化的衰落”（也包括對芒福德的批判），在斯賓格勒預言的80年后，芒福德預言的60年后，霍爾以本人的著述為證持有異議，在世界大城市中都一直保持著持續的創造力與持續的再創造，而整個過程似無盡頭，無論西方文化或西方城市都無衰微的跡象。中心的問題是，為什么城市生命能自我更新，更確切的要問，點燃城市之火的創造的火花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可以思考霍氏所提的問題，但更要反躬自問，難到中國建筑文化傳統真的成為“弱勢文化”？處在“危險的邊緣”？在燎原的全球文化下，就如此一蹶不振？面對中國如此蓬勃的建設形勢，除了吸取西方所長外，就如此碌碌無所作為？我們不能不反求諸己。
　　在此，我想再次重申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在全球化進程中，學習吸取先進的科學技術，創造全球優秀文化的同時，對本土文化更要有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文化自尊的態度，文化自強的精神。”
　　綜上所述，我們迫切需要加強對中國建筑文化遺產的研究并向全國學人及全社會廣為介紹，這是時代的任務。中國史家對建筑文化的研究不遺余力，1940年代，梁思成先生首著《中國建筑史》；1960年代，經劉敦楨、梁思成、劉秀峰等人的倡導，曾組織當時全國的建筑研究力量，編纂《中國建筑史》，八易其稿；1980年代，十年動亂剛結束即著手編纂《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華夏意匠》也問世；嗣后，《中國大百科全書》之“建筑·園林·城市規劃”分卷中，中國建筑部分以其嚴謹的內容，光彩照人；近年來，一系列大型中國建筑圖書編輯出版，亦為盛事。如果說1960年代《中國建筑史》的編纂是第一代、第二代建筑史家結合的盛舉，文革后的《中國古代建筑技術史》是第二代的成果，那么近幾年來除了第二代的建筑史家力著相繼問世外，一系列中國建筑新圖書的出版，如《中國民族建筑》、《中國建筑藝術史》，以及《古建園林技術》雜志等，青年史家脫穎而出。應該說中國古建筑研究經過三代之努力已經蔚為大觀，功績卓著，形勢喜人。
　　但是，從現實要求看，已有的工作還遠不能適應時代需要。一般討論建筑文化，每每就建筑論建筑，從形式、技法等論建筑，或僅整理、記錄歷史，應該說這方面的努力有成功、成熟與開拓之作，這是一個方面。今天，建筑與城市面臨新的發展形勢，我們宜乎以更為寬闊的視野，看待建筑與城市文化問題。過去，我不慚淺陋，對建筑與城市文化方面曾作了一些評論，如對城市文化、地域文化、地區建筑學的提倡，在建筑創作中提高文化內涵等理論的闡述，此處不再重復了，現針對經濟與城市化大發展，以及欣欣向榮的建筑市場，對建筑與城市文化發展作一些新探索。
　　一、著眼于地域文化，深化對中國建筑與城市文化的研究。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中國城市生長于特定的地域中，或者說處于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哺育之中。愈來愈多的考古發掘成果證明，歷史久遠的中華文化實際上是多種聚落的鑲嵌，如就全中華而言，亦可稱亞文化的鑲嵌（mosaic of subculture），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三星堆文化、巴渝文化等，地域文化發掘連綿不斷。地域文化是人們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下，世代耕耘經營、創造、演變的結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哺育并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響，共同組合出色彩斑斕的中國文化空間的萬花筒式圖景。
　　如果說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在通史、斷代史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開創性的工作，相應地，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則相對不足，甚至有經缺緯（地域文化不是沒有人做，但分散而不平衡）。多年來，本人提倡地區建筑學，其理論與實踐不能沒有地域文化研究的根基，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次去西藏就深感對地域文化的再發現，很慚愧年邁八十方初窺寶庫，相見恨晚，西藏幅員之廣闊，文化之深厚，民族之純樸，實給我以極大的教育，亦堅定我對地域文化研究之責任與信心。
　　前人云“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地域文化有待我們發掘、學習、光大，當然這里指的地域建筑文化內涵較為廣泛，從建筑到城市，從人工建筑文化到山水文化，從文態到生態的綜合內容。例如，中國的山水文化有了不起的蘊藏，中國的名山文化基于不同哲理的審美精神，并與傳統的詩畫中的意境美相結合，別有天地，在我們對西方園林、地景領域中有所瀏覽之后，再把中國園林山水下一番功夫，當更能領略天地之大美。
　　另外必須說明的是，地域文化本身是一潭活水，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有學者謂全球文化為“雜合”文化（Hybridization），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雜合”性質，不能簡單理解為純之又純，隨著時代的發展，地域文化也要發展變化；另一方面，隨著本土文化的積淀，它又在新形式的創造與構成中發揮一定的影響。這些都屬于較為專門的問題，此處不多申述。
　　（2）從史實研究上升到理論研究
　　中國建筑文化研究向來重史實，這是前賢留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傳統，但理論建樹必須要跟上。對建筑文化遺產研究要發掘其“義理”，即對今天仍然不失光彩的一些基本原則，如樸素的可持續發展思想，環境倫理思想，“惜物”等有益的節約資源的觀念。從經典建筑群中，我們可以總結建筑規劃茁長的藝術規律，例如舉世聞名的布達拉宮中，順治初年的三座殿堂，后來又經過不同時代斷斷續續的添建，從中可以領悟建筑群遞增的規律（growth development）與自組織現象。
　　在理論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個方面是對中國近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中國近代本身就是中與西、新與舊、成功與失敗、革新與保守交融的時期，從歷史經典的作品，建筑師本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出時代發展的軌跡。以前文已述及的“海派文化” 為例（建筑部分），這里充滿傳統與革新、碰撞與融合、理論的困惑與矛盾，又有中西合璧“石庫門”建筑的實踐，其探索對今天仍不無啟發。因此，可以說拋卻近代歷史，建筑與城市理論研究也就不完整。
　　就理論研究來說，我們有必要加強“西學”與“中學”根基。我已多次介紹過王國維先生的名言：“中西之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究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當前中國建筑師在國際競賽中處于弱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學”與“中學”根基都不夠寬厚。相比之下，“中學”的根基尤為薄弱。就素質來講，我們的學生是非常優秀的，我倒不愁他們對當前國際建筑成就吸收的能力，當然需要有正確的觀點和方向，辨別精華糟粕，但同時更希望善為引導他們在“中學”上要打好基礎，在科學上要有整體性理解，在藝術修養上要達到高境界，在思想感情上要對吾土吾民有發自內心的摯愛。最近我成行西藏，動力就來自對祖國“寶藏”補課的愿望，它激發我對祖國文化寶藏進一步學習和發掘的信心，因此我也聯想到中國建筑文化的“文藝復興”，我無意低估西方建筑師在中國的可能貢獻（例如在近代上海就曾經出現過“萬國博覽會”），但中流砥柱，有理由更寄期望于我們的學人，打好根基才能與時并進。當然，加強“西學”與“中學”根基，并不是要求每個人都能象梁思成先生、童寯先生那樣融會貫通，但我們在治學的態度和方法論上，也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把歷史和現實中紛繁的、似乎“孤立”的現象連綴為線索，漸成系統，并作東西比較研究，這是提高文化修養，激發對新事物的敏感，促進創作意匠的關鍵之點。
　　（3）追溯原型，探討范式。
　　為了較為自覺地把研究推向更高的境界，要注意追溯原型，探討范式。建筑歷史文化研究一般常總結過去，找出原型（prototype），并理出發展源流，例如中國各地民居的基本類型、中國各種類型建筑的發展源流、聚居形式的發展以及城市演變，等等。找出原型及發展變化就易于理出其發展規律，但作為建筑與規劃研究不僅要追溯過去，還要面向未來，特別要從紛繁的當代社會現象中嘗試予以理論詮釋，并預測未來，因為我們研究世界的目的不僅在于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對建筑文化探討的基本任務亦在于此。歷史和現實留存了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如當前全球文化與地域文化的關系并未弄清楚，作為研究工作者，總要有一種看法與見解，當然隨著形勢的發展可以不斷修正、充實、完善，也有可能否定。如果繼續深入研究，就不僅是一種看法，甚至可以提高到對某種范式（paradigm）的建構，可以促使我們較為自覺地把理論與實踐推向更高的境界。這是我們觀察事物的著眼點、立足點，這樣可以促使我們開闊視野，激發思考，我們的歷史研究就必然逐漸從專史到史論，從單純的歷史、文化研究到關注現實，關注未來，并以多學科的視野尋找焦點、生長點，探索“可能的未來”。其實，有創見、有貢獻的中西方學者多是這樣一步步走來的，現實也要求、迫使我們非如此不可，時代在前進，我們要隨時代改進我們的學習。
　　（4）以審美意識來發掘遺產，總結美的規律，運用于實踐。
　　科學和藝術在建筑上應是統一的，21世紀建筑需要科學的拓展，也需要寄托于藝術的創造，藝術的追求是無止境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功力之深淺等一經比較就立即顯現。如果我們在研究中能結合建筑與城市設計創作實踐，以審美的意識來發掘其有用的題材，借題發揮，當能另辟蹊徑，用以豐富其文化內涵。
　　例如，我們在山東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設計創作中，對這樣建立在特殊地點—孔子家鄉的特殊功能的建筑物以研究和發揮儒學文化為內容的建筑，它必須是一座現代建筑屹立在這文化之鄉，同時自當具備特有的文化內涵，果然在對孔子同時代―戰國時代的建筑文化，及對中國書院建筑的發展沿革、形制，進行一番探討之后，從建筑構圖、總體布局、室內外造型上，包括裝飾紋樣等都作了一定的探索，既選擇其內在的“含義”（meaning），又予以現代形象表達，創造一種“歡樂的圣地感”（sacred space），因此整個設計能獨樹一幟，被譽為該市的現代標志性建筑。
　　象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除列入保護名冊的歷史名城與歷史地段外，可以借題發揮大做文章的城市、地段幾乎所在皆是，就看你如何去因借創造。有了豐富的歷史、地理、文化知識，就好象頓生慧眼，山還是那個山，水還是那個水，但有了李、杜題韻，東坡記游，立即光彩照人，“落花流水皆文章”，涌出了無窮的想象力，促使建筑師、規劃師以生花之筆鉤劃出情理兼融的大塊文章。
　　（5）推進并開拓文物保護工作
　　中國古建筑研究的先驅者如梁思成等在從事歷史研究的同時，即重視文物保護工作（修繕、復原設計以至歷史名城保護，搶救因城市發展行將被拆除的文物等），據理力爭，做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思想理論體系。改革開放以后，文保工作的情況發生很大變化，建設規模變大，內容變多，時間緊急，保護規劃工作一般跟不上，并且由于投資者各種方式幕前幕后的介入、法制的不完善，這項工作的復雜性與日俱增，破壞文物的行為此起彼伏，幾乎日有所聞，文物保護工作異常艱苦，收效不一。當前的客觀情況要求必須積極推進并開拓文物保護工作，包括擴大保護工作的內容（從古建筑園林到城市，從人工建筑到自然景觀），研究符合實際的可供操作的保護措施（例如適當地再利用等）；爭取更多的專業工作者合作；吸取社會各階層熱心人士參與，喚起全社會的認識與關注，以至爭取決策者的秉公支持，力挽當前混亂局面。在所有這些工作中，出于專業職責和對歷史與后人負責的考慮，文物學術界有識之士在發掘史實，參考國際成功經驗與理論，密切與規劃工作者結合，投身實際，提出切實措施等方面，更是當仁不讓，義不容辭。
　　時代在前進，我們追求的目標必須不斷隨之向高處發展，難點在于這移動中的目標本身就需要不斷尋覓，不能固步自封，學術思想總在原地踏步。文化是與時并進的，積極關注中國建筑文化的提高必然要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中國建筑與文化研究的高潮必然到來，我們要及早地從多方面入手。中國建筑研究需要放眼世界，總當以東方的思想情操、美學境界啟發新的創造，倡建中國學派，并匯入世界建筑文化洪流中，未來不可限量，難于管窺，要有“大海波濤現代人”的胸懷去開拓進取，當然，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道路漫長，跬步千里，我們必需艱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