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節：于江
　　
　　“牽衿”，“號咷”，“伏床悲啼”，各種嬌啼之態寫盡。竇旭帶公主遷入自己茅屋，自謙“慚無金屋”，公主反而認為比自家宮殿大得多--人世不管多簡陋的房屋，總比蜂巢大得多--公主進一步要求竇旭照顧父母，好像人世間出嫁的女兒要求女婿照顧娘家人……一切都像極了人世間人與人的關系。 
　　這時，夢境突然跟現實聯系起來，竇旭在公主啼聲中夢醒，“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二三頭，飛鳴枕上”。嬌婉的公主變成了嚶嚶啼鳴的蜜蜂，桂府變成舊圃中的蜂房，國王、學士均不復存在，變成了絡繹不絕的群蜂。那威脅著桂府安全的、“頭如山岳，目等江海”的千丈長巨蛇呢？不過是丈許蛇。蜜蜂就是蜜蜂，不是什么公主，桂府國王因國祚將覆遷都，變成群蜂移巢，“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無他異”。人而物驟變，快速利落，作者像魔術大師，眨眼間，紙變飛鳥，活人切兩半兒，人們深深驚詫之際，幕布垂下，留下無限回味讓人琢磨。 
　　《蓮花公主》寫夢，筆法多變，排場不一。處處圍繞竇旭的心理感受，寫得玲瓏剔透，為描寫夢境之翹楚。 
　　第一次夢，寫竇旭完全不知是夢的心境。他初見蓮花公主：“神情搖動，木坐凝思”，既是為公主的美色所迷惑，又對自己何以邂逅美色而不知所以然。王者勸飲時，他“目竟罔睹”，乃魂魄隨蓮花而去。王有許婚意，又稱“自慚不類”，竇旭“悵然若癡，即又不聞”，視聽皆迷，其神情活現。而“不聞”的結果又使他對“不類”而難通婚全然沒有思想準備，不能馬上反駁。近坐者說他“王揖君未見，王言君未聞耶”？用旁觀者的口，畫出竇旭魂不守舍的姿態，仍然是寫他的著迷心理。竇因在王者面前失態，羞愧之極，錯過了結親機會。歸途中，內官提醒：“適王謂可匹敵，似欲附為婚姻，何默不一言？”竇旭頓足而悔，步步追恨而出夢。這段夢境描寫，完全是現實生活中青年男子驟遇高貴女性時，既癡迷、留戀，又自慚非匹的心情，真實細膩，委曲婉轉。繼寫竇旭“冀舊夢可以復尋”。夢境豈有求續之理？多么天真而癡迷！ 
　　但竇旭第一次夢中遇到的王者埋下了續夢之根：“若煩縈念，更當再邀。”竇旭果然再次進入“桂府”且與公主結婚。婚禮場面隆重而排場：“俄見數十宮女，擁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ｑú）毹（ｓｈū），與生交拜成禮。”此時的竇旭，娶了如花美眷，住進溫情宮殿，樂極而以為是在夢中：“有卿在目，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此語貼合竇旭求夢得夢的心理。本來懷疑是夢，明明也正是夢，公主偏偏駁斥：“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妙問巧答。竇旭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在夢中，戲為公主化妝，用帶子量公主的腰圍、用手掌量其腳的大小……以對美人的實際體驗證明非夢。這些緣幻生情的描寫，作者似不用心，讀罷掩卷而思，才知其寫夢、尋夢、悟夢，認夢非夢，一層層，一件件，都寫得韻美而語雋。跟《蓮花公主》類似的寫夢名作，還有《鳳陽士人》，都學唐傳奇，又別于唐傳奇。 
　　鳳陽士人 
　　托夢為文抒孤憤 
　　《絳妃》也是寫夢，蒲松齡卻鄭重其事、清清楚楚地寫明時間（癸亥年即康熙二十年公元1683年）、地點（綽然堂）、人物（余，即蒲松齡自己）。在這個夢境里，花神要“背城借一”向“封家婢子”（風神）宣戰，“余”文思泉涌，寫成一篇《討風神檄》。情節簡單之至，大量篇幅是代絳妃捉刀的檄文。 
　　絳妃（花神） 
　　絳妃《討風神檄》，稱封氏“飛揚成性，忌嫉為心。濟惡以才，妒同醉骨；射人于暗，奸類含沙”。檄文洋洋灑灑，以形象筆法寫風的歷史，風的肆虐，巧妙運用虞帝、宋玉、劉邦、漢武故事，說明“風”如何邀帝王之寵撈取資本起家，日漸放縱肆暴。以一系列典故，寫風的狂妄無比和暴虐之甚，如用《秋聲賦》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控訴風持貪狠之逆氣，使群花朝榮夕悴，備受荼毒，號召“興草木之兵”，“洗千年粉黛之冤”，“銷萬古風流之恨”。 
　　這位義憤填膺欲“殲爾豪強”的絳妃是何許人？應該屬于哪個花妖門類？這駱賓王式的檄文，是否僅僅在于逞才肆筆，抬文士身份，成得意文章？ 
　　非也。檄文者，是蒲松齡又訴創作苦衷的《聊齋自志》也。檄文處處寫風，無一字不寫風，卻又處處寫世，無一處不寫世。風者為誰？惡勢力也，官虎吏狼也。難道不是嗎？是什么像風吹落葉一樣將蒲松齡出將入相、造福黎民的理想吹得煙消云散？是那個號稱“盛世”的魍魎世界。是什么把本應為民造福的官吏變成狼貪虎猛、虛肚鬼王？是那個把讀書人一網打盡的科舉制度。是什么把蒲松齡珍愛的人間至情--父慈子孝、夫婦和美、朋友相歡--變成了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烏眼雞？是那些口頭上標榜仁義廉恥、骨子里男盜女娼的大人先生。絳妃，非花神，非倩女，蒲松齡自謂也。 
　　美國著名哲學家羅伊斯在《近代哲學精神》一書中有句名言：“全部哲學就在于了解我是誰，我是什么，以及更深邃的自我是誰。”他進一步闡述：“這個真實的自我是無限的，無涯的，浪漫的，神圣的，只有詩人和其他的各種天才能在夢境中把握它。”《絳妃》是蒲松齡天才的自我分析，浪漫的自我表現，神圣的自我寄托。這夢，才寫得激情滿紙，情文并茂。 
　　小人得志黃粱夢 
　　沈既濟《枕中記》（又名《呂翁》）寫衣衫破敗的邯鄲盧生對道士呂翁表露“生世不諧，困如是”的煩惱：“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授青瓷枕讓其入夢，盧生夢中經歷宦場沉浮，官至宰相，80歲在富貴榮耀中死去。盧生夢醒，感嘆：“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放棄了求功名欲望。盧生官場得意時被人陷害下獄，向往“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的平民生活而不得，是著名細節。 
　　蒲松齡《續黃粱》“異史氏曰”提出《續黃粱》可跟《枕中記》媲美：“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中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非真 。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粱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邯鄲'之后。” 
　　《枕中記》的主人公，即使不是賢相、名相，至少不是壞人。縱然高官厚祿、奢蕩佚樂，卻未糟害百姓、為患社稷。《續黃粱》里的曾某卻是地地道道的壞蛋。他的夢中劣行又由現實個性生發而來，也就是說：小說夢幻的情節史是現實人物性格發展史。小說開頭寫曾某剛剛中舉，跟二三新貴游覽問卜，星者見其志得意滿、意氣洋洋而故意吹捧他。受恭維后曾某“搖箑（shà）微笑”，一副小人得志之態。接著問星者：“有蟒玉分否？”官迷心竅。星者煞有介事許以“二十年太平宰相”。于是“曾大悅，氣益高”，眾人湊趣，以宰相相賀。曾“心氣殊高”，立即封官許愿：“指同游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丈作南撫，家中表為參、游，我家老蒼頭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還沒做官就視公器為私物，連他家里的仆人都可帶兵做官，真是一人得志，雞犬升天。曾某僅是個舉人，能不能做官，能做多大的官，還都是未知數，離宰相更是差十萬八千里。但他的表現卻已可肯定，這樣的人做宰相，絕對不是黎民之福、社稷之福。 
　　聊齋故事常有對狂妄者當頭棒喝的高人。曾某以“宰相”招搖過市時，有位“深目高鼻”、宛如域外人的高僧不瞅不睬 ，“偃蹇不為禮”，冷眼旁觀并決定給狂徒教訓：讓他入夢，瞬息間盡享宰相威福，然后再痛切感受惡相的慘烈下場。 
　　《續黃粱》寫夢之妙，在于既像是真，又像是假；表層是真，深層是假；乍看是真，琢磨是假。寫夢之妙，還在于，夢境雖如萬花筒，卻與現實人物性格邏輯相符。《續黃粱》中的宰相，既沒有宰相常有的拯荒救溺、經綸在抱，也沒有宰相應有的雍容大度、氣宇軒昂。夢中宰相亮相倒很像京劇小丑登場：曾某見二中使捧天子手詔，請“太師決商國計”，“得意，疾趨入朝”。這“得意”，是窮人乍富的得意，是孝廉一步登天為太師的得意。“疾趨”描繪腦袋前傾、飛快小跑的形態，活畫出名曰“太師”者實在沐猴而冠、缺乏宰相應有的派頭。倘若真是太師，皇帝召喚是家常便飯，會寵辱無驚，坐著八抬大轎，前呼后擁，喝道入朝，下轎后再邁著四方步上金殿。決不會一聽皇帝有請，就受寵若驚、得意忘形，急急忙忙、顛顛地小跑入朝，宛如北京人挖苦的“翠白”（跑街）。接著，天子“溫語良久”，命三品之下官員由曾某說了算，并重加賞賜。曾某家居也今非昔比，窮極壯麗，“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孝廉忽成宰相，似真非真、將信將疑，頗符合從現實漸入夢境的細微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