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1968年道格-萊昂內(Doug Leone)來到紐約州，這位11歲的意大利移民茫無頭緒。他在一次數學考試中不及格，因為看不懂判斷對錯題的“正”“誤”題意說明字眼。他穿著西爾斯百貨淘來的難看大褲子，引來全班同學的嘲笑。放學后他獨自一人看黑白電視上播放的《麥克海爾的海軍》(McHale’s Navy)連續劇，希望從中學習口語幫助自己適應。

 

　　幾年后萊昂內開始找到感覺了。“我在船上做童工，夏天汗流浹背像一只豬，”萊昂內回憶道。“放眼望去我能看見鄉村俱樂部游泳池嬉戲的所有兒童，年輕小伙子和女孩們談笑。那時我對自己說，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們在商界競爭。你們讓我來美國犯了大錯。”

 

　　雄心-脆弱-辯白。許多事業成功的移民在發跡的過程中克制著這些感情。他們把早年間受到的怠慢隱藏起來，竭盡全力融入美國上流社會。不過萊昂內不是這樣。甚至在身居紅杉資本風投公司合伙人高位之時，萊昂內也向人傾訴。“讓我不斷前進的動力是擔憂，”萊昂內坦承。

 

　　走進紅杉資本在硅谷的辦公室，看看像萊昂內這樣的一群完美主義者共事能做出多大的成績。這一長串成績單從1980年蘋果上市開始，之后是甲骨文、思科、雅虎、谷歌、LinkedIn等。它們都是紅杉資本的孩子。自從1972年創建以來，紅杉資本投資的創業公司如今市值總和達到令人瞠目的1.4萬億美元，相當于納斯達克總市值的22%。

 

　　然而紅杉資本并不像其它頂級風投那樣炫耀它的成績，更不要說像摩根大通或KKR那樣高調了。在紅杉資本，具有歷史意義的IPO文件塞在不起眼的雜貨店式架子里。合伙人不喜歡用豪華的私人辦公室，而是在開放大廳的立式辦公桌旁耕耘。會議室擺的是廉價塑料字紙簍。這樣的景象仿佛紅杉資本的合伙人根本沒意識到自己是多么富有。

 

　　去年紅杉資本取得了空前成績，九位合伙人上榜《福布斯》最佳創投人，對Airbnb、Dropbox、FireEye、Palo Alto Networks、Stripe、Square和WhatsApp等公司的投資獲益匪淺。2011年便支持WhatsApp的戈茲(Jim Goetz)獨占鰲頭，遠在Facebook同意190億美元收購它之前便意識到其價值。萊昂內排名第六，之后是莫里茨(Michael Moritz)等七位同事。

 

　　紅杉資本的基本工資不算耀眼。雖然紅杉資本總合伙人的工資能超過100萬美元，但它不用為華爾街式的保底獎金操心，一些更資深的合伙人已降薪加入總合伙人行[微博]列。做出這樣的犧牲很容易，因為資本收益大大超過基薪。

 

　　請看紅杉資本的“風險六號”(Venture XI)基金。該基金2003年從大約40位主要為大學和基金會的有限合伙人中募資3.87億美元，11年后除去管理費的凈收益為36億美元，年均增長41%。紅杉資本合伙人應得30%，為11億美元；有限合伙人得70%，為25億美元。再看先后于2010年和2012年設立的回報更為豐厚的“風險八號”(Venture XIII，迄今年回報率88%)和“風險九號”(Venture XIV)基金。這兩支基金將從Facebook的WhatsApp收購交易中分得大約30億美元。

 

　　曾為硅谷芯片業銷售與市場營銷主管的瓦倫丁(Don Valentine)1972年創建了紅杉資本，決定在風險投資領域一試身手。瓦倫丁是紐約一位卡車司機之子，天生就有一對識別創立偉大公司人才的慧眼。你會在歷史書上讀到瓦倫丁，他在1978年向當時22歲的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投資——盡管他后來說喬布斯散發的氣息怪怪的，看上去像胡志明。

 

　　20世紀90年代初瓦倫丁退出對紅杉資本的管控，由莫里茨和萊昂內接手。表面上看莫里茨和萊昂內沒有共同之處。牛津大學畢業的莫里茨最初是《時代》雜志的特約撰稿人，總是發明一些哲言。萊昂內從康奈爾大學機械工程專業畢業，先后在惠普、Prime Computer和太陽計算機系統公司賣電腦，喜歡隱藏自己的觀點。莫里茨在紅杉資本僅兩年便升任完全合伙人，萊昂內則用了五年。

 

　　不過兩人都符合紅杉資本的領導風格：精力充沛、果斷及隨時準備支持推動世界進步者。“我們每投資一家小公司都要克服重重困難，”莫里茨表示。“我們總是被規模遠超我們的公司打擊，它們威脅要消滅我們和創業者。證明每個人都錯了真是不可思議的令人興奮。”

 

　　目前萊昂內任資深合伙人。莫里茨仍是一位積極的投資合伙人，但在2012年放下管理職責，之前他被診斷出一種或將影響今后5-10年生活質量的不明疾病。近期莫里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盡可能保持健康是萬事的關鍵，并稱獲知患病消息的那天早上還游了90分鐘的泳。當問及自己的身體前途是否有變化時，莫里茨回答“誰知道命運會怎樣安排”。

 

　　紅杉資本合伙人每個月至少要聽200場推介，而一般他們每月只投資兩家公司。無論一場推介會的結果是被肯定還是否定，創業家們都表示與紅杉資本交流是一生中最緊張的時刻之一。莫里茨是“偵探”，他傾聽創業家將述的每一個細節，并敏銳地問一些奇怪的問題。Botha、Lin和Schreier是促增長大師，想方設法讓面向消費者的初創公司更快增長。Goguen和戈茲是 “機械師”，利用在科技公司25年的經驗評價一家公司成功可能性。

 

　　還有萊昂內。這位熱那亞的移民喜歡當場質問創業者，由此發現意志足夠堅強能夠成功的創業者。經驗豐富的硅谷高管辛格勒憶起上世紀90年代與萊昂內的一場會面，萊昂內拿起他的簡歷翻了翻便大聲問：“你知道怎么管理初創公司？”他們唇槍舌戰了十分鐘，最后萊昂內宣布：“好了，現在我們知道你是個聰明的管理者，我們可以開會了。”

 

　　現在辛格勒是得到紅杉資本資助的企業/社會軟件提供商Jive Software公司的CEO。萊昂內經常把辛格勒當作紅杉資本家庭的一員掛在嘴邊。

 

　　消費服務軟件公司Medallia聯合創始人兼CEO哈爾德(Borge Hald)2012年在尋求第一輪外部融資時見識了萊昂內犀利的言辭。“其它大部分風投公司巴結我們，說我們的公司很好什么都不用更改，”哈爾德回憶道。“萊昂內質疑我們，說我們需要大力加強銷售。他說在充滿能量與混沌的世界，我們就是衡量有序狀態的熵。”萊昂內的尖銳批評產生了效果，盡管競爭對手提供的條件更優厚，Medallia還是與萊昂內簽約。

 

　　紅杉資本與業家們的緣分部分在于該公司愿意在好項目上迅速行動。周一早上向紅杉資本合伙人推介，如果一切順利，當天下午你就能得到愿意投資的君子協定。如果你向紅杉資本要一份條款清單，它會在一張紙上寫滿要點給你，而不是長長的律師備忘錄。崇拜紅杉資本行動神速的有特斯拉[汽車CEO馬斯克(Elon Musk)。馬斯克記得，1999年他創立PayPal時，紅杉資本給他寄來500萬美元起步資金，盡管當時律師還沒完成他們的文件工作。

 

　　紅杉資本與硅谷最優秀移民的結緣很難說只是偶然。萊昂內的同事莫里茨來自英國威爾士，Botha和Lin分別來自南非和中國臺北，還有認為自己也是移民的美國東北部人。土生土長的加利福利亞人在紅杉資本很少見。每個人都是外來人，仍在這片新土地上努力贏得認可和成功。

 

　　于是紅杉資本的合伙人不介意在通常為偉大新創業公司誕生地的破咖啡館和辦公樓中搜尋它們。其它風投資本家在高爾夫球賽或達沃斯會議上等成功找上門來。“我們不去那些地方，”萊昂內說。“下一批創業者不在那里。”

 

　　風投公司通常被比作爭吵不休的短暫婚姻。野心勃勃的年輕合伙人與老一代合伙人長期不合。各風投機構內部為誰是優秀人才誰是碰運氣、誰應該多分一杯羹誰應該被趕出去喋喋不休。加上個人的長期矛盾或不謹慎行為，風投公司的爭吵不久成為律師們的盛宴。

 

　　紅杉資本是一個長期例外。它在延攬人才、日常工作和薪酬待遇方面有一些不同尋常的怪癖，使得公司能夠長期保持和諧及所需的領導年輕化。老一輩合伙人拿錢走人，新人取代他們的位置。紅杉資本的運作符合萊昂內的意大利大家庭理念：人很多，大家進進出出但決心無論怎樣也要抱成一團。有女性嗎？紅杉資本尚無女性擔綱美國投資業務，但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女性加盟。

 

　　“我們希望大家出身貧寒，需要成功，”萊昂內說。“我們希望打造大家不斷分享成績的文化。”紅杉資本不要一些知名商學院擔任無投票權高級合伙人，他們更多由經驗豐富的科技界前高管擔任。這類人數量眾多，都在紅杉資本投資過的公司工作多年。

 

　　紅杉資本每周一上午八點召開例會，討論投資前景和審查已投資的公司組合。公司有鼓勵身份不高員工的不成文規定。“會議目的是做出正確決定，而不是自證正確，”戈茲說。“如果你一次發言超過90秒，你也許就說得太長了，”一位新來的合伙人Aaref Hilaly補充道。

 

　　與華爾街的積極投資者不同——他們鼓動或可導致公司股價一天飆升的大改組，紅杉資本合伙人不遺余力地幫助創業公司，關懷之微也許從不曾引來媒體的報道。當WhatsApp難以招聘合適的工程師時，戈茲至少和六七位候選人及其配偶共進晚餐，讓他們相信這家低調的創業公司真的有光明的前景。當23歲的Stripe聯合創始人科利森(John Collison)希望有人幫助向東海岸一家大金融公司推介自己的支付服務時，紅杉資本的莫里茨模擬了兩次情景推介，告訴他如何把“故事”講好。

 

　　紅杉資本并非總能慧眼識珠。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的聲浪中，紅杉資本對eToys、Webvan等公司的投資損失慘重。近來它又在一照片應用公司Color砸2500萬美元，最終虧本賣給蘋果公司。即使取得驚人成功的2003年“風險六號”，紅杉資本向多家最終倒閉的創業公司投入的1億多美元毫無收獲。

 

　　周期性損失投資在風投領域不可避免。讓紅杉資本不安得多的是與明日傳奇性創業者的會面，當推介會結束時不知怎地對他們說不而不是予以肯定。紅杉資本與Pinterest和Twitter就這樣失之交臂。2007年紅杉資本本來有機會在當時估值只有2000萬美元的羽翼未豐的Twitter占股10%。

 

　　學無止境。2011年紅杉資本投資人努力找出Twitter案例中可以確定的錯誤。他們的結論是：太拘泥于在創業公司占股20-30%的理想目標。Twitter CEO多爾西(Jack Dorsey)只愿出售更小比例的股權，事后看來紅杉資本應該同意。如果有特別優異的創業公司，紅杉資本合伙人現在愿意降低占股目標。

 

　　紅杉資本最大的失誤是在2006年。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穿著睡衣遲到，與紅杉資本討論文件分享軟件Wirehog的投資。傳記作家David Kirkpatrick表示，扎克伯格怠慢紅杉資本的鬧劇是對它的苛求。扎克伯格的奚落起到了作用，最后從Accel Partners得到融資，而該風投最終實現了300倍的回報。如今紅杉資本與Facebook的關系已經恢復，2012年以來Facebook以最高價收購紅杉資本投資的Instagram和WhatsApp。

 

　　其他風投人士欽佩紅杉資本取得的成績，盡管他們忍不住要嘲笑它的風格。Greylock Partners的David Sze表示：“我們兩家公司都全力培養能改變世界的公司，紅杉資本更尖銳，我們更講合作。”

 

　　紅杉資本竭力使來自最優秀公司的收益最大化。(1979年紅杉資本持有蘋果股票僅18個月便將其賣出，如今它不打算再犯那樣的錯誤了。)與其它運營有限合伙人投資基金十年的風投公司不同，紅杉資本通常設法將合伙人關系維持到十六七年。在谷歌上市后紅杉資本持有它的股票近兩年，20世紀90年代持有雅虎股票的時間則更長。